这些天刷新闻,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德国《时代周报》在2月5日发表了一篇名叫《信息传播人》(DerInformant)的文章,文章作者采访了ChristianDrosten,就是那位首个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诊断测试方法的德国教授。
从这篇文章中我获知,Drosten教授也是联邦德国十字勋章的获得者,这是我近半年来知道的第二位获得该勋章的德国教授。
《时代周报》的报道联邦德国十字勋章是一个什么样的奖章呢?在德国联邦总统府的网站上,我找到了关于它的介绍:首先,它是德国唯一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国家奖,也就是说,不是科技奖,文学奖或建筑奖这样的专业奖项。
其次,它用来奖励政治、社经或人文方面的贡献,还有除此之外的其他特殊贡献,如社会或慈善奉献,最重要的是,这些贡献必须是为普通大众的共同福祉(Gemeinwohl)服务的。
第三,勋章获得者不限于德国公民,德国总统想通过颁发这样的勋章让公众关注到这些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人。
最后,这个勋章颁发得并不吝啬,每个人都可以提名另外一个人成为候选人。
从1951年到2019年12月15日,这个勋章被颁发了259.179次,大概相当于平均每年颁发3756次。
联邦德国十字勋章里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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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Drosten教授,是柏林夏里特医学院(Charité)病毒学研究所的所长,《时代周报》称他是德国最有名的病毒学家。他研发的新冠状病毒诊断方法,由世卫组织发布,应用于全球100多个实验室。
Drosten也是SARS病原体的共同发现者之一,并且研发出了SARS病毒的诊断方法,为此,在2005年,他被授予联邦德国十字勋章,那年他只有32岁。
这是一个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和冠状病毒打交道的人,除了优异的科研成绩,Drosten还有两点被媒体称赞的品质(能被德媒称赞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一,他从SARS时期就遵守一个严格的策略,那就是把所有信息传达给公众,他认为只有透明地传播最新的科研信息,与公众开放式地交流,才能让人们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样才能控制病毒。
所以,他频繁接受媒体采访,但同时也有着朴素的担心,担心自己这样下去没时间做科研,会沦为一个“不学无术”的电视教授。
二,他带领自己的实验室退出科研竞争,将分离出的新冠状病毒毒株共享给世界其他实验室。
“这么看来我们让竞争对手得到了一定优势,这些优势在通常的学术竞争中我们应该是保留给自己的,但是,我感觉,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把竞争扔到地上。
”Drosten教授认为只有让更多的实验室参与到对病毒的研究中来,才能更快地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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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sten是近半年来我读到的第二个获得联邦德国十字勋章的教授。
我知道的另外一位,也来自柏林夏里特医学院,他的名字叫做KlausBeier,是夏里特医学院性科学与性医学研究所所长。
Beier教授因在预防恋童癖犯罪以及预防儿童遭受性侵害方面的杰出贡献,于2017年获得联邦德国十字勋章。
也许很多人已经知道,恋童癖是一种心理疾病,无法根除。
恋童癖患者的人生就像是一场解不开的死局,要想不成为罪犯,他们必须抑制自己的性行为,因为一旦将自己真实的性欲求付诸行动,就会犯罪。
《南方周末》对Beier教授的介绍2005年,Beier教授发起了以“不要成为罪犯”为口号的心理治疗项目,鼓励恋童癖患者从黑暗处走出来,主动承认自己的性嗜好,接受专业人士的帮助,控制自己。
虽然这个项目无法根治恋童癖,但却可以激发潜在施害者对潜在受害人的同理心,矫正他们扭曲的心理认知,训练他们在快要僭越红线时对自己及时发出预警,停止行动。
也许,这个项目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让人难以接受。
和全世界大部分国家一样,德国民众对恋童癖几乎是零容忍。
德国雷根斯堡大学曾经有一个调查显示,人们对恋童癖的容忍度比性虐狂还低,超过50%的人表示可以接受性虐狂当邻居或同事,但可以接受恋童癖当邻居的只占4.8%,当同事的占11%。
更有48.6%的人认为恋童癖应该被关起来,26.7%的人认为,他们最好去死。
我想,我们中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肯定也曾这么想过。
那Beier教授这个逆行而上的项目的意义在哪里呢?从法律角度上讲,只有把犯罪付诸于行动才可能被判刑,但并不是所有的恋童癖都会把自己的性欲求付诸行动。
而真等到他们采取了行动,接受法律制裁的时候,其实一切都晚了。
所以,Beier教授的目的就是帮助更多的恋童癖患者,不要将幻想付诸行动,同时也弥补了一个法律不能完成的缺口,预防儿童受到伤害。
到今天,这个2005年在柏林开启的项目,已经在杜塞尔多夫、汉堡、基尔等11个城市建立了分点,2018年1月,还被纳入了德国公共医疗保险。
对于那些永远无法摆脱造物主玩弄,在生理欲求和心理良知中苦苦挣扎的人来说,这个项目也给了他们人性上的关怀,至少,在这个项目里,他们不被看作是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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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Drosten教授还是Beier教授,他们首先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但是,他们的贡献并不仅限于专业领域,还蕴含着最基本的人文关怀。
作为国家的代表,德国总统颁发给他们十字勋章,感谢他们为德国公众利益所做的贡献,这个贡献并不是发表了多少Paper,拿到了多少头衔,有多高的地位,而是他们的研究和努力带给了普通大众多大的福祉。
Drosten教授,Beier教授还有联邦德国十字勋章带给了我什么启发呢?眼下正在发生的这场新冠状病毒疫情,有人写,炸出了人性的丑陋——没错。
但是,这次疫情也让我看到了我们国家像Drosten教授或Beier教授这样的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科研人员。
他们平时低调为人,扎实做事,在危机时刻,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造福大众。
比如,我想到了石正丽研究员。
还记得一月份在微信上传播盛广的那篇《这些野生动物的病毒怎么就到了人类社会》吗?可能有很多人和我一样,第一次知道了石正丽这个名字。
但实际上从2004年开始,石正丽和她的团队,走遍28个省市,如同大海捞针般追踪SARS病毒的蝙蝠起源。
图片来自公众号“一席”蝙蝠洞一般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地势也比较险峻,他们常常要翻山越岭,自己开路。
从项目开始,到最终将病毒源头锁定在云南的一个洞里,石正丽用了13年的时间。
人生能有几个十三年啊。
那篇《这些野生动物的病毒怎么就到了人类社会》其实是石研究员在2018年做的一个演讲,是一篇旧文。
文章里有一段话,现在读来,着实让我唏嘘不已:“尽管这么多年来SARS没有卷土重来,但在自然界,这种和SARS相近的病毒其实还是存在的。
如果我们人类不提高警惕,那么下一次的病毒感染,可能是直接感染,也有可能会通过其他动物感染人类,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在2018的时候,石正丽的发现及警示在公众届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
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SARS是一件17年前的已经让人没有太多回忆的往事。
然而我们没想到,石研究员2018的预言,我们在2019年底就帮她证实了。
我还想到了钟南山院士。
17年前,他的名字因为披露非典疫情瞒报为公众所知。
17年后,还是这位已经84岁但依然健硕的老人,给了慌乱中的人们以镇定和希望。
他的那句“肯定人传人”不就是一句最朴素的实话,讲实话不就是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么。
同Drosten教授一样,钟南山院士也频繁接受媒体包括外媒的采访。
“钟南山说的”在疫情期间成了稳定人心的良药,成了人们心中的一杆秤。
我还想到了香港大学病毒学研究领域的专家——管轶。
早在2003年,他就与钟南山合作,率先分离鉴定出了SARS病毒,并建议取缔野生动物交易市场,清剿市场上的宿主果子狸。
当时清剿果子狸是有争议的,面对争议,他曾说:“如果是老成一点的人,会提出多种可能,圆滑一点,留点后路,但我不想这么做。
”
管轶新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后的1月21日,他依旧带团队来到,寻求合作,但这次却吃了不少闭门羹,因为很多当地科研机构不愿与远在香港的研究所合作。
1月23日,回到香港后的管轶接受财新记者采访,因“这次疫情的感染人数起码是非典的十倍以上”的预测遭到网上几乎一边倒的讨伐之声。
一众微博大V们讨伐他口出狂言,制造恐慌,扰乱民心。
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2月12日,新冠肺炎的感染人数达到了59716例,是非典时的11.2倍。
当时那些讨伐他的人也许忘了他在同一场采访中的这些话:“有心无力,悲从心来”,还有“现在不是比谁官大,比谁权力大,真正要具有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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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缺国家科技奖,感动中国人物奖这样宏大的奖项,我们甚至还有个“国家精神造就奖“(就是那个“一个真敢发,一个真敢领“的奖,呵呵)。虽然我知道,石正丽研究员,钟南山院士,管轶教授这样的人并不缺乏荣誉。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欠他们一个类似于联邦德国十字勋章般的国家荣誉。
虽然这个荣誉在德国也只是一枚勋章,并没有奖金绑定,但却体现了德国对那些为公众利益做出贡献的人的重视。
我想,如果石正丽能得到这么一枚勋章,那她的研究成果会不会得到更多媒体的报道,更早地吸引更多普通大众的关注?如果我们能设置这么一枚勋章,会不会让霸占数据的现象变得少些,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搞科研不能只忙着抢数据,发论文,评职称,做高大上的学术精英,而忽略了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和社会连接? 如果我们能设置这么一枚勋章,会不会让专业领域和公众领域产生一个美妙的链接,激发更多的研究人员在专业成绩的基础上谋求更广的人文关怀?为公众利益做贡献,造福大众,说真话,说人话也应该是值得奖励的一部分。
主要参考资料:
[1]“DerInformant”,Zeit
[2]“DasVirusmussinsLabor”,Deutschlandfunk
[3]《恋童癖犯罪可以预防吗?来自德国医生的一份报告》,南方周末
[4]《这些野生动物的病毒怎么就到了人类社会》,一席
[5]《SARS专家官轶:这次我害怕了》,财新
[6]《管轶与钟南山并肩战斗的日子》,叉烧往事
[7]《平均每天3.1篇文章,中国科学界“战役”》,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