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个巧合吧！
1月24日，湖北日报有位记者在微博上呼吁：必须当机立断换帅了。
今天，湖北省委、市委的两位一把手，真的双双易人。
“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
湖北和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其意义自不待言。
战“疫”正酣之际，中央对湖北省和市的一把手进行了调整。现任上海市市长应勇接替蒋超良，出任湖北省委书记；现任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马国强，出任市委书记。
左为马国强，右为蒋超良
换“蒋”
蒋超良今天还以湖北省委书记身份，出现在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的头版新闻里。
报道说，2月12日晚，蒋超良主持召开湖北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指挥长会议。
这次会议强调的内容很多，其中提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严格奖惩措施，注重在疫情防控中考察识别干部。”
笔者注意到，其实中央已反复强调过类似的精神。
2月13日，湖北省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玉良同志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称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和湖北省领导班子实际，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
如此看来，在“考察识别干部”这件事上，中央的态度和决心显而易见。
实质上，2月11日，应勇还在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持召开专题会，研究新冠肺炎科研攻关和大数据助力精准防控等工作。
由沪入鄂，坊间有人评价：“应勇”抗疫。
业内对蒋超良的印象，多停留在金融系统。他担任过交通银行董事长、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和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等，在金融系统任职30多年。
2016年10月，蒋超良由吉林省省长擢升为湖北省委书记，至今3年多。因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他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
1月30日晚上，湖北省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戴口罩出席的蒋超良鞠躬表示，“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我的心情很沉重，去年12月底以来，湖北省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了重大伤害。我们向在这次疫情中失去生命的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
但社交平台上网友对他的印象，停留在他面对央视记者的提问，全程对着稿子念，答非所问。
面对汹涌的舆情，蒋超良2月3日晚主持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也强调，“深刻反思在这场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大考中的不足，认真汲取教训”。
走“马”
马国强是湖北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
按常理，他也应该参加了2月12日晚蒋超良主持召开的湖北省委常委会会议。
而就在同一天，换“蒋”同时走“马”，这种调整力度，丝毫不亚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
还是那句话，急事难事看担当，要以结果论英雄。
长期在钢铁系统、在国企工作的马国强，被外界所熟知，也是因为这次疫情。
1月23日凌晨，作出“封城”决定。但最早的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长为市长周先旺，后以完善的名义，采取“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统筹全市疫情防控工作”。
周先旺接受央视专访时曾提到，“我们的书记马国强同志，他是企业家出身，考虑问题比我周全”，“只要有利于疾病的控制，只要有利于人类生命安全，马国强说我们承担什么责任都可以，因为关门人民群众对我们有意见，我们革职以谢天下，只要把疫情控制好我们都愿意”。
“封城”不久后，市确诊病例大幅度增加。马国强对此曾公开回应称，检测能力和范围扩大，导致确诊病例新增加了这么多。这并不是疫情蔓延的速度有了大幅度提升，而是由疑似转到了确诊。
他饱受争议，是在2月1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全市共排查1059万人，人数排查百分比达99%”。
马国强说过，“这一段时间我是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早一点决定，采取像现在严厉的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要好的，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会小，也会让党中央、国务院少操心。”
那次接受央视《新闻1+1》节目连线时，他表示，“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当机立断，导致疫情输出到了国内外。”
释放信号
从年龄看，此番接替蒋超良的应勇，二人同岁，都是1957年出生。
所不同的是，应勇长期在政法系统任职。他早年担任过台州行署公安处处长、绍兴市公安局长，后任浙江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2003年转任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长；2006年初，升任浙江省高院院长并跻身副省级。
从履历看，应勇和近期重返湖北出任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副组长的陈一新，曾同一时期在浙江工作过。
2007年底，应勇赴沪任职时，彼时陈一新为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特殊时期，二人在湖北、在相逢。
陈一新担任过湖北省委副书记兼市委书记，的症结、湖北的情况，他不难把脉。此外，新到任的湖北省委常委王贺胜兼任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职务，都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
应勇2008年初当选上海高院院长。十八大后，先后出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后又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2016年9月，兼任常务副市长，2017年1月担任上海市市长至此番调整。
在上海的疫情防控中，应勇曾提出要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多为基层解决困难，“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放到疫情防控上。”
临危受命的王忠林，此前为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
从级别看，和济南同是副省级城市。从规模看，两座城市都是千万人口大市，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密集。
王忠林1962年8月生，长期在家乡山东任职，这是他首次跨省异地交流任职。他有地方党政主官从政经历，先后在枣庄、聊城、济南工作，基层经验丰富。
与同时履新湖北省委书记的应勇相似，王忠林早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在政法系统有20年的工作经历。加上陈一新，三位有着政法背景的官员同时赴湖北工作，这个信号值得关注。
蒋超良以及马国强们的下一站，在哪里？
2003年4月，孟学农因处置“非典”疫情不力，被免去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他亦请辞市长职务。直到5个月后，孟学农调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
时年63岁的张文康被免去卫生部长，后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不过，那早就是老黄历了。
10小时后，国家出手了！
蒋超良：一位「救火队长」的去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广东成了重灾区。
在索罗斯的攻势下，广东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出现了千亿人民币缺口。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窗口」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面临破产。
蒋超良被任命为「救火队员」，空降广东，成为了「广东省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农金会金融风险处置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这个小组的组长是王岐山。
这一年，蒋超良40岁，刚刚进入人生的丰水期。此前一年，他被央行行长戴相龙相中，从工行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上，提拔至央行，出任银行司副司长。
广东国投的破产案是中国首例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此前没有先例，也没有可参照的处置方式。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引起连锁的金融危机。蒋超良重任在肩，临机决断，最终扑灭了这场金融大火。
这场「救火」经历为他赢得了信任。三年后，他成为了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在此之前，他已在银行系统任职近20年。
蒋超良生在洞庭湖畔。1974年，17岁的蒋超良中断学业，进入岳阳工艺美术品厂，成为一名普通操作工。1978年，恢复高考后，他第一时间进入考场，考入湖南财经学院（后并入湖南大学）。和他一起入学的，还有前证监会主席肖钢。
1981年，蒋超良大学毕业，进入农业银行总行。第一份工作是总行计划部普通员工。从这里开始，他的运途顺利。三年后，晋升为货币流通处副处长，然后一直升至综合计划部主任助理。他出色的工作能力，获得了时任农行副行长的戴相龙赏识。
工作八年后，蒋超良获得了外派机会，从农行总行被调至青岛分行，任崂山区办事处副主任。在银行系统，外放往往是上升的前奏。蒋超良把握住了机会，很快，他升任青岛分行副行长。随后，农行将他调回北京，一路升至国际业务部总经理。
在农行的十五年，让蒋超良变成了一位金融专家。这个身份，在新时代让他获得了更多来自高层的青睐。
2002年，蒋超良出任湖北省主管金融的副省长。这也是一个「救火」职位，摆在他面前的是湖北省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蒋超良在银行的资历，给了他治理经验。在湖北，他从上而下梳理了金融体系，主导了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改制，以此来支撑中小金融机构业务再贷款。
当时与他共事的地方领导评价，蒋超良「能够化繁为简，直指目标，执行坚决，是十分专业的金融治理者」。
地方任职两年，蒋超良又获得了新的任命。他出任了交通银行董事长，彼时，交通银行正处在股份制改革的关键节点。交行当时的股权结构十分复杂，境外战投摸不到头脑，潜在投资商汇丰控股一度甚至打了退堂鼓。
蒋超良用一顿饭的功夫，说服了汇丰控股的CEO。合作继续。汇丰以每股1.86元入股交行，以144.6亿元人民币获得交通银行19.9%股份，接近中国对银行业外资持股的上限——单一外资持股不超过20%。
再一次，蒋超良完成了「救火」任务，为银行业探索出了一条被称为「重组、引资、上市」的股改模式。
当时的交行部下曾评价他「有些霸道，甚至急脾气」。还有人说，他「从不拖沓，认准的事敢做敢为，尤其是在人事调整上，当断则断」。
主导交行股改后，蒋超良在2008年，又一次临危受命，参与主持了国开行的股份制改革。接连的「救火」，蒋超良自己的感受是「苦中作乐」。有媒体采访他后写道，蒋超良会把压力和痛楚埋在心底，对外则以霸气示人，嘴角上翘，不苟言笑。
蒋超良喜欢读书，也擅长写东西。在交行时，他有一个绰号是「交行第一笔杆」，其负责文字工作的下属，往往自叹弗如。没有人能想到，2020年初，这样一位「笔杆」因在一场疫情通报发布会上疑似念稿子，而引发舆论质疑。
2019年底，新冠肺炎爆发在湖北。此后，湖北地方政府的应对引发外界质疑。蒋超良处在漩涡中心。1月24日，《湖北日报》记者张欧亚在微博公开呼吁：必须当机立断换帅。
2月13日，市委书记换人，身为湖北省委书记的蒋超良也被免职。被免职前，湖北人甚至在网上开玩笑说，要去隔壁河南「借省长」。
蒋超良真的能力不行吗？去年年底，《湖北日报》给出了过去一年湖北经济发展的数据。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湖北省GDP增速达到了7.8%，高于全国6.2%的水平，位居全国第七。对于中部省份湖北来说，这是一份优秀的答卷。
拉动经济发展，被认为是蒋超良的强项。在2016年履新湖北省委书记前，蒋超良曾在吉林担任省长。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个「救火」职位。
他刚调任吉林副省长、代理省长时，整个东北经济正在持续下滑，吉林省2015年的GDP增速为6.5%，在中国31个省区市中排在倒数第四位。一年后，蒋超良主政下的吉林，经济获得起色。2016年前三季，吉林GDP增速提升至6.9%，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速0.2个百分点。这是自2014年一季度以来，吉林省GDP增速首次超过全中国平均水平。
如果没有新冠肺炎，蒋超良「救火」的成功记录，大概率还会在湖北延续。但是，这位「救火队长」最终还是被一场突然而至的大火，烧到了自己。
这样的经历，不免会让人想起十七年前「非典」时的北京市长孟学农。2003年1月，孟学农出任北京市市长。三个月后，因处置「非典」疫情不力，孟学农请辞市长。
六年后，搜狐博客主编赵牧在徒步中偶遇孟学农。赵牧向他询问非典往事。
孟学农说，北京有众多医院，但并不都归北京市政府管辖，在当时体制下，北京市只能是如实汇报自己管辖范围内能掌握的数字。我不明白记者们为什么说我「瞒报」。
赵牧复问，你想过要为自己辩解吗？
孟学农用《增广贤文》上的一句话做了回答：狭路相逢宜回身，往来都是暂时人。
蒋超良和马国强黯然离职留给我们的思考
2月13日，最大的新闻就是走“马”换“蒋”。
马国强，不再是市委书记了，而成了“前任市委书记”。
蒋超良，也不再是湖北省委书记了，而成了“前任湖北省委书记”。
不知道这两位前任领导，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不知道，此时此刻是否还有“马屁精”会给他们写写“暖暖心”的文字？
其实，在这个时候真能挺身而出为老马老蒋说说公道话的，不会是马屁精。这里我之所以用了“马屁精”一词，是读了易中天教授的文章深有所感。
在公众号“易中天”2月13日的推文《铆起，马屁精滚开》里，易中天这样写道：
马屁精是土特产。每到国难当头，他们就会不甘寂寞地跳出来舞文弄墨，
标准动作则有两个：一是把丧事办成喜事，二是吹捧领导人。
比方说：纵做鬼，也幸福。
比方说：含泪劝灾民。
比方说：感谢你，冠状君。
再就是：书记和县长眼里的血丝织成了迎春的花卉。……
哈哈，当我读到“书记和县长眼里的血丝织成了迎春的花卉”这样的文字，真是笑出眼泪来了。转念一想：怎么就没有人给我写这么暖心的文字呢？答曰：我没有大权在握！如果我在老马老蒋老周老王（排名不分先后）那个位置上，会不会很享受这样的文字？我不知道。不过，可以确信也可以想见的是，在老马书记老蒋书记的身边，从来不缺马屁精的。按说，到了省部级这个位置，身边的谋士、高参应该不少。但关键时刻怎么就不好使了呢？结果，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不能不接受万千网友包括@胡锡进这样的微博大V的指指点点。
@胡锡进 老师是这样说的：
蒋超良和马国强两位书记黯然离职，留下很多思考。两位能够走到这么重要的职位，一定都很有本事，也曾经有过很多成绩。但湖北省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确实不应该，主要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最后留给公众的印象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以及对出了严重问题的责任怯于担当，缺少勇气向湖北和人民以及全国公众做一个郑重道歉，深深鞠一个愧疚的躬。我真的很为他们遗憾。他们的真实苦衷和内心感受老胡不清楚，但从舆论的视角看，他们在离职前有各种与公众沟通的渠道和机会，他们本可以与公众进行更加坦诚深入的交流，坦率承认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把过失的责任主动承担起来。如果有七分责任，他们应该主动承担九分，那会给他们赢得理解甚至一定谅解。但他们没那样做，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只想承担公众眼里属于他们责任的一小部分，甚至似乎更愿意公众把湖北和发生的事情完全归于“天灾”，更多注意他们领导干部群众在抗疫斗争中的积极表现。有可能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至少很多公众对他们是这样看的。这是非常糟糕的。作为一名党员和媒体人，老胡认为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当有担当精神，工作出了严重问题，应当主动向公众承认错误，表达歉意，这是党员干部在发生重大履职失误时应有的态度。那是人们所推崇的高风亮节的最基本的门槛。舆论最不愿意看到某个官员在犯了错时不敢担当，顾左右而言他。那样对官员自己的形象是伤害，对政府的公信力也会造成损失。官员主动承担责任只会受到公众的更多体谅和尊重。无论能力如何，做的工作如何，效果如何，但勇于担责更多体现了为官和为人的自尊。希望我们的干部制度中有鼓励官员勇于承认错误的道德砝码。干部勇于担责对出现重大事件时维护舆论的健康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
胡锡进所言，其实谈不上是“高论”，常识而已。
按说，在，在湖北，那么多高校，那么多媒体，那么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学识见解在胡锡进之上的，想必不乏其人。试想，事前要是常有人给老马书记老蒋书记咬咬耳朵，扯扯袖子，头头脑脑也允许本地媒体就公共事务开展“当面鼓对面锣”的讨论，耳边总能听到不同的声音，那么哪里轮得到“外来的和尚”胡锡进同志来扮演事后诸葛亮呢？！
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像最高检的同志那样熟悉毛选，对毛选如数家珍，信手拈来。闲暇时，请各位领导重温一下毛主席的金句：
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顺便考一考你，毛主席这段话是哪年哪月哪日在哪个场合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