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个朋友，在群里与我讨论，他说李文亮当时其实并不想信息扩散出去，他的初衷可能只是保护少部分朋友、同事和亲友。
时间匆匆，当时我没有跟他深入探讨。等我忙完一些事情，已经到了凌晨两三点，想再找他，也已迟了。
李文亮医生的离去，在民间舆论引起了巨大的震撼。这种震撼范围之广泛，引发的情绪之激烈，可以说我是从未见过的。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民意，反映了民心。
老百姓其实不大会从理性上和逻辑上去思考李文亮医生做的事情属于什么性质，到底值不值得推崇。
用一秒钟就可以完全明白：李医生并没有造谣，却受到了查处，非常冤枉。这种结论，根本无需大费周章地讨论，这件事如此明显，只要脑子没有进水，且良心没有长歪的人，都能认同。
现在回过头去看，如果当时就及早预警，也不至于全国各地大范围遭受疫情的波及，更至于死亡好几百人。作为疫病中心区的，封口的结果导致自己损失最大，不仅死者最多，亲属也最受折磨。整个城市的秩序陷于停顿，无数人的生命健康和经济利益受损。
不得不说，之前提到的这个朋友，对于李文亮医生的看法，与之前我提到的一名叫做“师伟”的作者，观点相若。名叫师伟的这个作者就坚决认为，李医生不该向外界传递关于疫情的信息，李医生这样做是违反纪律的。
他认为，李医生没有发布疫情的资质。
而相关部门采取的行动完全正当，根本无须道歉。
至于眼下的汹涌民意，乃是所谓的“敌人”利用此事，掀起的针对政府的阴谋。
对此，我认为，这简直是一派胡言。
李医生确实对同事们说了关于肺炎情况比较严重，但这是不是属于“违规发布疫情”呢？
虽然李医生的话描述了他看到的病例数量，也大致描述了其性质，但这是否属于“疫情”是颇可商榷的。
如果搞不明白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打个比方：现在有个家属知道自己的亲人已经确诊新冠肺炎了，于是他跟朋友说，哎呀不得了，我爸已经确诊了，怎么办，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认为，这位家属在讨论“疫情”，而仅仅是在讨论其父的“病情”。
同样的，李医生对微信群内同事所讲的，无非就是其亲眼所见的“病例”，并根据检验科给出的权威的检验报告，告诉同事们他的疑虑，提醒大家做好防范。
另外，为什么现在同事群里说呢？因为彼此都是医生，明明是冠状病毒，这个病毒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属于传染病的可能性很大，几个病例也呈现了地域相关性和时间相关性，在这种时候，还说看不出人传人的可能性，是很奇怪的事。这一方面会导致宝贵的防控时间白白流失，另一方面也非常不利于一线医护人员的健康。所以李医生当然先在同事群里去讲。
作为例证，第一批专家当中的王广发，11日从回来后，自己也被这个病传染了。王广发后来说的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他说他采取了严密防护，但是忘记了眼睛。大意了。
王广发不笨。去的专家组也不傻。根据他们当时手中的信息，专家们不难猜测，该疾病有传染的可能，所以他们才做了在当时看来比较周密的防护，只是百密一疏漏了眼睛！
我们把话题扯回来。谁都知道在12月30日到1月1日前后，湖北省卫健委已经高度关注此事，疫情的发布权限，也确实属于高层，不容小医生发言。但在小范围传递一下自己亲眼所见的真实信息，也属“违规发布疫情”吗？也属“造谣”吗？我们现在回头看看，相关部门说他言论不实，因为并不是SARS病毒，但这两天也有专家发言，新冠病毒与SARS在基因上高度相似，可以认为就是SARS的一种。李医生完全没有讲错。根本就不存在“造谣”情节。
所以，师伟那样讲，不是傻，而是坏！这种人心真的黑透了！
李先生已经走了。连工伤赔偿都已经拨付（虽然也有专业人士指出，发放金额计算有误，按19年标准，应该发80余万，而非74万），事后再去纠缠这些细节，实在没什么意义。
不过，我今天再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说，大家可能忽略了另一个“造谣者”--管轶。
李文亮当时具体说了什么，因为“训诫”的关系，其实并没有被外界知道。外界一直到过了很多天，才知道“造谣”的8人当中有医生，有李文亮，才知道了具体信息。可是管轶的言论，在当时是完全公开的。
管轶是1月21日和22日在的，仍属于第一时间到了的团队。
因为跟当地学界关系不好，所以很不幸地没有拿到病毒样本，后续也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研究。
但是他在当地走了一圈，毕竟耳闻目睹相当多的一手情况，他回到南方后，把自己隔离起来，并说了一番话：
“我是21日到达，下午3时到了当地的一个菜市场叫小东门市场，看到的场景一片祥和，好多人还忙着置办年货，我对此极其惊讶。因为这次肺炎发源于华南海鲜市场，目前动物感染源还没有找到，而其它菜市场看起来卫生情况也不理想，小东门市场地上是潮湿的，卫生状态十分恶劣，通风设备也很差，我观察市场里的民众只有不到10%的人戴上口罩。”
“此后，我又见了一些当地部门，到了晚上我判断，疫情在已经无法控制了，就连我这种也算“身经百战”的人都要当逃兵，于是赶紧定了22日的出城机票。”
“第二天在机场，让我再次惊讶到掉了下巴。机场人流已明显下降，而机场居然还有个别旅行团出游。”
“更让人不解的是，机场的地面没有消毒，只有人手握体温计监测体温，我观察了的候机厅内，只有零星的地方比如星巴克放上了消毒液。”
“当我过安检的时候，拿着放行李盒子的安检小姑娘，只带着最简易的一次性口罩。我说：丫头，你的口罩质量不行，你每天接触这么多旅客，她说因为上面担心影响形象不让戴，这是她自己准备的。”
“这说明即使前两天中央已经发话高度重视，但当地卫生防护根本没有升级。我当时就想，这都要“战争状态”了，怎么还没拉警报啊，百姓好可怜，还在安心准备过大年，完全对疫情无感啊。”
我记得当时管轶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不以为然--封城是在23日宣布的，晚于管轶采访的发出。
时隔不到20天，我们再回过去看看管轶这些话，句句都说对了。
首先他提到，当时的人还是照常过日子，很少有人戴口罩--这显然是因为卫健委一直说不是人传人，人们心中还比较放松。
其次他说，他判断疫情在已经无法控制，于是做了逃兵--是不是很多人当时对这样的讲话依然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再看看，现在算是在控制中，还是不在控制中？至少我认为，说现在的情况是焦头烂额，应该没人能加以反对，管轶又说对了。
管轶还对旅行团出游大惑不解。现在想想，趁春节出游，当地居民在全国全世界播撒了多少种子，应该难以计数。管轶作为专家，在当时就有所预见，又一次说对了。
在这里，我觉得心有余悸，幸好钟南山关于封城的建议在23日被采纳，否则，以新冠肺炎的超强传染能力，真不知道局面要怎么收拾。
管轶当时还透露一个消息，当时没有人能够听明白，但现在我们再回头看，就很清晰了。他说：
“我吃了不少闭门羹，愿意合作的科研机构并不多。他们管理很惯性，也许认为自己更有能力。”
其实，幼稚的管轶并不明白，内地至少有两家科研机构，其中一家在上海，一家就在，已经早在12月底1月初就拿到了病毒样本，且很短时间内就分离出了病毒。管轶1月21日才去，这时候人家战场都打扫完了。人家根本就不需要他了。
但是，科学家们的努力，却并没有实实在在帮助到疫情防控。公众们一定不会忘记，在1月11日到1月18日这宝贵的一周当中，卫健委发布的通告中没有新增确诊数，而智商正常的人都知道--病毒肯定没有在这7天里闲着。
关于市乃至湖北的防控举措，管轶这样说：
”评价一个措施要看时间点和效果，时间点我觉得已经错过了黄金防控期，效果我并不乐观。“
“据我观察，市街上的人流在21日已经明显减少了，春运大潮已经快结束了，许多年轻人或者老家在外地的已经回家过年了，他们很可能是在社区接触到了病人，出城时还在潜伏期，很可能都是移动的病毒。”
“这些人回老家，就把病毒带去了全国各地，以他们17、18日离开开始计算，25日、26日全国人民可能需要多加留意。”
“此外，已经出城的那些人，会不会或者懂不懂怎么自我隔离。我看当地政府似乎不作为，连个隔离指引也没有给到出城的人。”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已经下发文件将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但以我亲自观察调研所见，到22日还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
当时很多人应该对管轶这个“外来和尚”大放厥词、把前景描绘得比较黯淡，颇有微辞吧？今天回过头再看看，讲得准不准？
当初是谁，说管轶是一个搞病毒的，根本就不是防疫专家来着？换了我是那个说这话的专家，我回家肯定把头往墙上撞。要不我根本无法宽恕自己。
再把话说回来，根据我前面的追溯，我们不难发现，管轶在当时，可比李文亮说的多的多了，说的严重程度，也厉害得多。更重要的是，他的话通过采访，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算不算“违规发布疫情”？
市相关部门，为何不以“造谣”罪名来个跨港追捕，将妖言惑众的管轶拿下？
实际上，到22、23日，市相关部门正在为自己当初的轻忽付出代价。从封城至今，我相信市已经吃到了苦头，而我们通过正规途径，也可以了解到，当地已有多位民警，在抗击疫病的战斗中不幸牺牲了。
呜呼！哀哉！我想，在人类与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我们遭遇的新冠肺炎，既不是第一起，恐怕也绝不可能成为最后一起，是由未知的威胁与人类的傲慢和自大结合在一起，并最终酿成了巨大的悲剧。
有人说，如果死了两万人，那并不是死两万人的事发生了一次，而是死掉一个人的事发生了两万次。
佛说，一花一世界，救人一命，可造七级浮屠。也有人说，救一个人，就是拯救了全世界。
每一个人的性命，都是极为宝贵的。
就在眼下，中国人，尤其是人正在疾病的肆虐下艰难地反击着。虽然我对于我们终将坚持到底抱有信心，但我不可能将之称为我们的胜利。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灾难中，哪怕只有一人失去了自己的父亲、母亲，又或者是妻子、丈夫，抑或孩子，那都是我们共同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