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你所在的城市出现“第一例”时，你是怎样的状态吗？ 可能震惊，可能恐慌，但医生作为最前线的接触者是最不能慌的。 今天的讲述者是位胸外科医生，他接收了当地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人——病人竟然还是警车开道送来的。 接手时，医生没有防护经验，没有可参考的治疗手段，是眼前最黑暗的时候。 他只能对病人说：对不起，你这病，我也没见过。 而病人开口说的第一句话让他意外：……你不怕我吗？ 这是《瘟疫瘟疫你快走》系列的第五篇。我想说，在最难的时候，希望终于来了。
怎么也没想到，我的第一位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是警车开道送来的。
那是1月24日，除夕。在隔离病区待命多时的我接到电话：一个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患者要转到我们病区来。
那时，我所在城市确诊的病人相对还比较少，我没有见过真的感染者。不禁想，病人会是什么状态？
放下电话，我叮嘱值班的护士做好准备，自己穿好防护服到防护楼的楼门口等待——
远处红蓝灯在路的尽头闪烁，我突然意识到，是警车开道。警车在距离防护楼门口10米远的时候停下了，后面的救护车继续朝前开，直到防护楼门口才停下。
救护车的门一打开，下来四个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他们在救护车门口一字排开，全部穿着防护服。大家都很沉默。
因为穿着防护服看不出谁是谁，也不认识谁是谁，我上前跟四个医护人员竖起大拇指，比了个“点赞”的手势。
我没有第一时间看到病人，脑子里不停地想，病人怎么样了？车上跟了四个人，会不会是抬着担架下来？
就在我好奇的时候，病人下了救护车——
自己走下来的。
我的第一感觉是，他不像个“病人”，他跟我这些年见到的病人完全不一样：因为戴着口罩看不清样子，我只能看到他口罩上方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头顶有点秃。除了紧缩的眉头能让人感觉出他心事很重以外，看上去再普通不过。
他拿着一个背包自己走下车，像是回家路上突然被叫醒，却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并不认识的地方。
资料上写他姓万，比我大一点，我就喊他“老万”。
做完了交接，我对老万说：“您跟我走吧。”老万没说什么，只摆一摆手，算是跟我打了招呼。老万跟着我进了防护楼。
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老万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最后一次看到外面的天空，吹到外面的风了。
我的“隔离”，比多数人要早。
1月15日，当大家还沉浸在采买年货、迎接新年的喜悦中，对“新型冠状病毒”这个名词并不了解的时候，我已经参与到了隔离病区的筹建当中。
从病区的划分到防护用品的储备，我在我能想到的方方面面做着准备：接受培训，熟悉仪器操作......10天的时间，我和病区一起，一点点完成了“建设”。
因为要接诊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我们清空了整栋楼作为“防护楼”，只留我们这一个病区，我们这一队人。
待命的时间里，整个病区空荡荡的，自己的脚步声在走廊里会发出巨大的回响，空旷、荒凉。整片病区像是和我一样，都在静静地等待。
我所在的医院是新型冠状病毒省级定点医院，整个隔离病区都是我的工位。从筹建那天起，我就一直在这片隔离病区里，见证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直到1月24日，大年三十的上午，我和这片病区迎来了第一个确诊患者，老万。
隔离病区在2楼，电梯从1楼到2楼只要几秒，但我却觉得很慢。电梯里只有我和老万两个人，我们都没有说话。我特意去看老万的眼睛，但那双眼睛很空洞，里面不知道是恐惧还是不知所措。
其实我想跟他说两句话，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他知道他被确诊了，我也知道，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也明白。
他没有看我，可能他对这几天围绕在自己身边这副装扮的人已经习惯了。他只是木讷地看着电梯上升的数字从1变到2。门开了，他在等我先出去。
进到隔离病房，关上安全门，我需要给老万做一些基础的检查。量体温的时候，护士有一些紧张，我说：“我来吧。”
我们用的是红外线感应的体温枪，但是戴着两层手套，手特别不灵活，我一不小心按错了按钮，体温枪关机又开机，我说实在不好意思，操作还不是特别熟练。一边测体温，一边趁机和老万说话，“你感觉怎么样？”
他抬起头，眼神明显错愕了一下，甚至有点惊慌，定定地看着我，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你不怕我吗？”
我指了指防护服，说我穿着这些还怕你吗？“倒是你，你看我这样，不害怕吗？”
老万挂着口罩的耳朵动了动，也许是挤出了一个笑。“我很感谢您，被确诊以来，您是跟我说话离得最近的一个人。”
我愣了一下。
因为得病，老万没法跟别人接触，别人也不敢跟他接触，这是非常真实、无法逃避的“被隔离”，被关进笼子的感觉。
忽然从一个正常人变成疫情追踪的确诊病人，这个角色的转变来得太快了。
“确诊病人”入院隔离，和一般受了伤去医院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受伤了自己会疼，医院会有一套完整熟练的流程来处理，但从老万的感受来说，他现在只是有点发热，和普通感冒的症状几乎一样，却忽然被隔离在一个小屋子里，不能出去半步，谁都见不到。
没有缓冲，没有过渡，发现了就被控制了，心里其实很难一下接受。而被隔离的这些天里，可能也没有人进过老万的小屋子，跟他说说话。
想到这，我拍拍他的肩膀说：“老万，你不用担心，来到这里咱就是朋友了。”
我问老万，关于这个病你知道多少？
老万的表情很茫然，说他也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传染性特别强，跟当年的非典很像。
我说：“你说对了，是跟非典很像，但是当年我们面对SARS的时候，防护措施是12层口罩和传说中的‘板蓝根冲剂’，今天和当年可不一样了。”
其实说这话的时候，我也心虚。在这样一个大阵仗、大环境下，没有经验，没有措施，不知道怎么办，人不害怕是不可能的。
我唯一能参照的就是当年的SARS。那时我还在上高中，全国都在说“抗击非典，众志成城”，我没有概念。但现在，在新型冠状病毒战斗一线的人是我，我变成了抗击疫情的一份子。
回头想的时候才意识到，当年SARS时确诊了5千多人。就是说，在当时的防护条件下才感染了5千多人。其实SARS的传染性不强，是致病性强，当年那场战役的根源是防护不到位。随着病情的进展，慢慢提高了重视等级、防护等级，也才有了今天我身上的防护服。
当年抗击非典的人们和今天的我们一样，面对新型的疫情，每个人都是第一次。
“对于这个疾病，你比我了解得多，”我坦率地告诉老万，“你知道它有什么症状，知道自己是什么感受，你知道你的身体里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而我没有见过，更没有得过，你是我的‘第一例’。说实话，现在我没有什么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案，请你理解，但是也请你相信我，我会和你一起面对它，好吗？”
我没法跟老万探讨具体的治疗方案，因为能给我们参考的数据太少了。1月24日，全国针对疫情的第一版试行方案还没有推出，根本没有所谓的“治疗方案”——我们没有药可用，也不知道什么管用。
我也知道，说出这句“我也不了解，我们一起面对”的话，其实很冒险，相当于在自己的病人面前袒露自己“不知道”。但从我接到老万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把他当成病人，而是想和他“做朋友”。这是我有意为之的。
病区筹建的时候，我曾站在隔离病房那扇窗户外面无数次设想过：如果我得了这个病，我是什么状态？我是什么心情？我需要什么？
一个可以说话的“朋友”，或许就是这样的时刻最能给我安慰的。
因为穿着防护服彼此都看不出样子，医护人员会在各自的防护服上做标记。
我在胸口左边写了自己的名字，又画上一颗红色的爱心，右边写了一句对老万说的话：别怕，我跟你在一起。
特殊时期，不光治疗手段需要“试”，连沟通方式，怎样面对确诊病人，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和病人建立信任，都需要一点点摸索。
“现在全国对这个疾病都不是特别了解，我关注的可能是药物、治疗手段层面的东西，而你有切实体会，你把你的感受告诉我，我们就可以一起去面对这个事，就没那么可怕了。”
当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我并没有在老万的眼神中看到遗憾或是悲伤。老万反而打开了话匣子，慢慢开始说他是怎么确诊的，说他的感受，他的症状。
“老万，我没有把你当成一个‘病人’，你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
老万定定地看着我说：“我明白。”
我们请几个专家一起会诊了老万的病情，给他制定了适合的治疗方案。我密切关注着老万的各项生理生化指标和化验结果。除此之外，还每天固定两次，进病房和老万“话聊”。
对于这个疾病的进展，谁也没有一个明确的阶段或者是周期，但是病人的心理状态每分每秒都在变化，随着隔离时间的延长，一天一天，恐惧、焦虑都会加重。
治疗过程中，老万会不停地问——
“今天我的化验怎么样？”
“我肺的胸片拍得怎么样？”
或者“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
甚至“有没有新的治疗方案你不敢在别人身上用的，可以给我试试！”
疫情防控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像老万这样确诊患者的心理问题。他们的压力主要来自对家人的愧疚，一人确诊，全家都要被隔离。这个过程中他们见不到家人，我们就是他们每天能够见到的唯一对象。
老万的隔离房间原本是一个6人间，但是现在只有他一张床。房间特别大，大到有点空旷。有阳台，有卫生间，阳台外面就能看到一个小公园。遗憾的是老万只能在房间内活动，不能走出房间。
每次跟老万聊天，我都会格外留意老万的反应，从他的反应里判断他的状态。
我需要的并不是他听我的，或是信我的，我需要他参与进来——我教老万看他的化验结果，给他讲解CT怎样看，“你看你原有的病灶现在都已经吸收了一部分了，这说明，我们在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CT的前后对比，一点点细微的变化，我都指给他看。只有他动起来了，他的精力在我说的话上，才不那么容易胡思乱想，心理压力也会小。
其实，感染性疾病主要得靠病人自身的免疫系统，用药只是抑制病毒的繁殖，并不能杀灭。所以说人很重要，自己很重要。
而对于这些被隔离的人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希望”。
有天，我发现老万特别烦躁，一见到我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着急地说：“您能帮我个忙吗？”
我赶紧问怎么了，他说自己带着老婆孩子去见过父亲，“现在我被确诊了，我父亲也被强制隔离了，我父亲80多岁的人了，生活不能自理，脾气又倔，我这实在是没办法了......”
老万听说父亲一直抗拒隔离，特别不配合，非常担心。“您能帮我协调一下，让我老婆跟我父亲在一块隔离，能照应一下，或者在家隔离吗？”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牵涉到两个医院，我没有权利去干涉隔离政策，但是作为老万的朋友，我知道这个电话对他来说有多重要。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给疾控中心，说明了情况。疾控中心很重视老万的情况，答应尽量协调。
第二天老万的家人就过去照顾老万父亲了，当天下午，老万父亲的咽拭子核酸监测显示阴性，被获准居家隔离。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万。老万的脸被口罩遮盖，但露在外面的那双眼睛热切地看着我，眼圈渐渐红了。老万没说话，却主动握了握我的手。
我正在用我的方式支撑老万参与到自己身体的这场“保卫战”中。
当天晚上，同事们都去清洁区吃饭了，病区里的病人们都睡觉了，我一个人在隔离病区值班，只是值班而已，却几乎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一小时。
那一小时里，我接触不到任何人，能听到的只有自己艰难的呼吸声，能看到的只有护目镜前面这一点点视野。
我忽然想打电话，打给谁都行，我想跟人说话，我想周围有个人，我不想独自承受这一刻的孤独。
白天，我在病人、同事面前是“小太阳”，是带来希望和光亮的人。但夜晚，在隔离病区的走廊里，待眼前的一切都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终于能面对我自己，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有撑不住的时候。
我在隔离病区里进进出出这么久，但一想到那晚近乎静止的一小时，就感到绝望。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更懂老万的心情了。
老万是家里的老三，他自己在，另外两个哥哥都在我们这个城市。
大年初一，老万的哥哥来给老万送饺子了。
哥哥一见我面就拉住我，说带了两份饺子来，一份给老万，一份给我。“您不用担心，这个肯定是干净的。”
但是我确实不能吃老万的饺子，因为我们的病区里，所有物品都是单向流动，病人的物品是从病源通道进来的，一旦进来只能刹住，不能再往里走。
哥哥转而给我拜年，“您辛苦了。我弟打电话都说了，我知道您很勇敢，但是您要保护好自己。今天大年初一，我给您拜个年吧。”
说完给我深深鞠了一躬。
那一刻我真的差点绷不住。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和病人之间其实是互相支撑的。
我一直把自己想象成是战士，在战场上坚决不能退缩，不能有任何思想波动。但其实我也清楚，自己就是个穿着白大褂的普通人。
从1月15日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昼夜、不知阴晴、连续不断地工作，听见老万哥哥那句话的时候，我特别想家，想往家打个电话。
我想告诉老万，也告诉那一晚的自己：别怕，有很多人跟我们在一起。
故事发出前，魏医生告诉我，老万已经治愈出院，给他留了一封信。
这封信，老万不只是写给主治医生的，更是写给“朋友”的。 老万住院期间，新型肺炎的治愈主要得靠病人自身的免疫系统，用药只是抑制病毒的繁殖，并不能杀灭。所以说人很重要，自己很重要。 那个可以说话的朋友，大概才是老万在特殊时期得到“最好的药”。 对于这些被隔离的人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希望”。 魏医生记录下老万的故事，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药。 这是《瘟疫瘟疫你快走》第五篇，一个关于“治愈”的故事。 明晚22:04，我换个方式，继续陪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