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点医院的“住院部”。
这里的特点是：极其安静。
这家医院的发热病区是临时组织的，里面的医生们也是。一位心血管内科的杨医生，讲出了他在那儿第一次值夜班的经历——
整个病区都是病毒性肺炎病人，杨医生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医生我还会好吗？
他努力想向一个病人做出微笑，突然想起自己戴着两层口罩，没人能看到；
一个病人停止呼吸了，他想快点赶去看，却因为防护服是连体而走不快……
杨医生在这里待的第一个晚上，却要把职业生涯迈过一道坎：他亲手抱起了两具尸体。
这是《瘟疫瘟疫你快走》系列的第4篇，看完杨医生的故事，我更想让病毒快点滚蛋。
我是一名心血管内科的医生，正月初二接到医院通知，要我第二天到市某医院发热病区支援，以协助救治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患者。
说是发热病区，也是临时组建的。整个医院的内科楼和外科楼住院病区都改为发热病区，共11个。
我被分配的发热六病区是外科大楼4楼，原妇产科病区。
尽管防护物资紧缺，但医院还是极力保证了住院病区医师的防护措施。
因为病区里都是病毒性肺炎的病人。
正月初四下午五点多，我通过医护人员通道进入外科大楼。
我走楼梯先上到3楼，1、2楼空着，3楼设有清洁区，再往上就是病区。
清洁区是医护人员穿便衣进来更衣的地方。在这儿医护人员可以休息，吃饭。换好衣服了再到污染区去。
3层清洁区图示
我里面戴了N95口罩，外面一层蓝色医用口罩。先穿上隔离衣，戴了第一层普通医用外科手套。
接着我套上了白色防护服，戴上第二层外科手套，套了一次性蓝色家用鞋套。
推开两扇钢制门，我来到半污染区。这里有穿戴的最后一个环节——护目镜。
护目镜摆在钢制托盘上，是泡在含氯消毒液里消过毒的。护士提醒我，多用流水冲一会儿，不然戴上后会很刺眼。
我用水冲洗了两三分钟，但戴久了之后还是会刺眼、酸痛，整个夜班中都隐隐作痛。
我推开第三扇钢制门，正式进入到病区。
3层病区的病房空着。灯光很暗。很安静。
五点半左右，我乘坐电梯来到四楼发热病区。也很安静。
那天是我的第一个夜班。
先前的医生告诉我穿着隔离衣、防护服很热，所以我里面只穿了一件短袖。隔离衣、防护服很薄，两件加一起和秋衣差不多厚。
出了电梯口我突然感觉很冷。那天是阴天，下着小雨，室内和室外温度差不多，6℃左右。后来才发现为了通风，病区和医生办公室的所有窗户都是开着的。
电梯口对着护士站，护士站的灯光比较亮，走廊上的白织灯暗一些。
病房的分布呈H型，两边病房，中间护士站。医生办公室在H型分布的左下角，顺着走廊左手边走到头就是。病房共有十个房间，每边五个，每个房间住三个病人。
4层病区图示
白班的医师和我是同一家医院的，但我们之前并不认识。
我和他打了招呼，告诉他我是来接班的医生，问他有没有想要特别交代的事情。
“有两个年纪大的，比较重的，估计快不行了，家属已经签字放弃了，其他的病人都还好。”交班医师疲惫地说。
我想他这一天也没怎么吃喝，挺辛苦的，就没有再多说，让他早些回去休息。
当晚值班的医生有我，还有一位本院的妇产科医生。她的衣服背后用记号笔写着名字，我和她简单地打了招呼。
病人都在病房里面，走廊上只有两三个病人家属，戴着口罩，在外面踱步，我经过的时候也没有和我说什么。
我们医生先前告诉过家属，不建议留陪，以免增加家属感染的风险。
今晚，我没有再跟他们多说些什么。
查房前，那时还没天黑，有位病人的儿子，戴着黑色口罩，到办公室来问今天复查的CT怎么越来越严重了，怕对父亲有打击。
我仔细对比前后两次做的CT片子，打算跟他父亲当面解释下。
“麻烦你和我父亲说，说得委婉一点，不要说得那么严重，我们家属说的他不信，医生说的他才听。”他说。
我懂他的意思。
我跟着家属到了病房。病房大概不到20平米，有三张病床。病房的灯光很暗，电视机开着，音量很低。病人坐在中间那个病床上。
他抬头看着我来了，关掉了电视。
“医生，我怎么越治越差了？那CT报告单上说，感染面积跟之前比多了不少。”他有些生气和不耐烦地说道。
我告诉他从CT片子上看，感染面积有扩大，但这是疾病发生和发展的过程。病毒侵入人体后会引发一系列炎症反应，刚发现的时候做的CT可能病灶不大，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即使接受了治疗，炎症也会逐渐进展到最高峰，这个时候做的CT就会比刚开始做的CT严重很多，等身体的免疫力逐渐将病毒清除后病灶会逐渐恢复。
患者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语气平和下来又问了我一句，“医生，这个病得多久才能好？”
我内心其实也没底，只能微笑着说，“只要你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呼吸一天比一天舒服，那就是在好转，但是影像学上好转，至少得一两个月。”
他没再说什么。
我把他的CT片子放在胶片袋子里，放进他的柜子。
我马上想起自己戴着口罩，我的笑别人是很难看到的。
我转身告诉他儿子，说让他早些回去，免得自己也感染了。
“我是下午来给我爸送饭的，待会儿他吃完，我收拾一下就回去的。”他说。
我嗯一声，走出病房，带上门，回到了办公室。
接班后18:00开始查房。我先去到护士站翻看病人情况记录。护士站有个记录本，那是护士记录的患者当天的体温和血氧饱和度情况。
接着我去到每个病房，一个个问病人有没有不舒服。
病区很安静。
有些病人在睡觉，有些在玩手机。有几个病房的电视开着，但音量很弱。
虽然是病毒性肺炎，但是和细菌性肺炎不一样，病毒性肺炎主要是肺泡渗出和肺间质病变，气道分泌的痰液较少，所以病人咳嗽不多。
疑似的病人需要单间隔离，确诊的病人可以多人住一间病房。我们这层楼10个房间全住满了确诊病人，共30人。
为了避免交叉感染，病房门都是关的。病人都在病床上休息，戴着口罩，症状轻的病人不需要吸氧，病情重一点的用鼻导管或面罩吸氧，更重一点的用无创面罩正压呼吸机治疗。普通病房没有有创呼吸机，所以没有收治需要气管插管的病人。
我们这里大多数病人都是可以走动的，只有两个病人病情严重。
10多分钟后查房完毕，我回到了办公室。
和我一起值班的是一位本医院的妇科副主任医师。她年资比我高，我叫她张老师。张老师一直在妇科工作，在隔离病房值班也是第一次。
她对呼吸科的疾病平时接触的少，所以查房后我和她在办公室分析患者的CT影像、讨论患者的治疗方案。
病房里有两位重病患者，A床72岁男性和B床92岁男性。
两位患者基础疾病多，抵抗力差，因为是终末期，多器官功能衰竭。之前有值班医生家属沟通过，生命难以挽回，病人家属要求仅支持治疗，减轻痛苦。
接班查房的时候，我在护士站记录本上看到两位患者的指脉氧都不到80%，去查房时已经是昏迷状态。
20:00左右，护士戴着护目镜，穿着防护服，走到办公室告知我们。
她说A床XX病人好像没有呼吸了。
我和张老师赶紧跑过去看，但也很难走快。防护服是连体服，走的时候就像套在袋子里面走一样。
病人盖着被子，面色蜡黄。动脉搏动消失，双瞳散大。
我们到护士站电话通知心电图室来做心电图。
心电图是一条直线，证实是“全心停搏”，宣告临床死亡。
我们回到办公室，找到了放弃抢救的医患沟通表上留下的家属电话。
我拨通了家属电话。大概5秒后，对方接了。
我交代了自己的身份，然后告知了他父亲病逝的消息。
家属沉默了数秒，说：“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尽快赶过去。”
我连忙又说，“患者遗体我们来处理，把患者的户口本和身份证送到医生办公室来，因为开死亡证明需要，为了避免你们被感染，不能让你们见逝者最后一面了。”
对方顿了顿，没再说什么。
我打电话去问之前值班的医生。值班前一天我从微信群里了解到我们病区已经有3个病人去世了。他们处理过，有经验。
医生告诉我他们当时找了太平间的人，但是太平间的人来了，扔下裹尸袋就走了，最后还是他们自己处理的。我听了之后叹了口气。
我还是给医院的太平间打了电话。
没人接。
我想他们估计关门了。
张老师当时提醒我说，要不和医务处联系一下，问这种传染性疾病的尸体怎么处理。
我又打给医院医务处，对方说这种事情他们也不知怎么处理，还是得找太平间的人。医务处管数据统计、人员安排的，这我也能理解。
再一次拨通太平间的电话后，这次有人接了。
我告诉对面自己所在的病区，说这边有病人走了，需要有人来处理一下。
那边的人态度很冷漠，说：“我们这边过来不了，你们自己处理吧。”
我做医生6年了，这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需要医生来干。
我说：“既然你们不来，那也需要给我们裹尸袋来装尸体啊。”
我告诉他们传染性疾病的病人不能就这样放着，问他们裹尸袋能不能送过来，因为我们医生值班是不方便下去的。
“急诊科那里有，你自己去领！”对面说。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虽然生气，但也没办法。由于我不熟悉医院的环境，所以张老师去急诊科领了。
我回到办公室，开始看起其他病人的CT。
约10分钟后，张老师拿了一个深黄色的大袋子。
张老师说，她这是执业生涯第一次遇到死亡患者，而且还需要亲自来处理尸体。
她很无奈，我也表示同情。但我很佩服她的勇气。
我们进去处理尸体的时候，护士已经把病人遗体稍稍整理，用床单把遗体整个先裹着系着了。
同病房的另外两个60多岁的老年病人已经站在门外了。没有说什么。
我把深黄色折叠着的裹尸袋打开，很长，近两米，嘶的一声把拉链拉开，放在尸体左边。
我和张老师想把尸体抬起来放到裹尸袋里。
我抬上半身，罗老师抬下半身，但使了很大的劲后发现，凭我们俩的力气，根本做不到。
尸体太重了，只能另外想办法。
我先把尸体抱向我这边，袋子拉链拉开后放到底下，然后再把尸体侧向张老师那边，把袋子拉过来，再把尸体的下肢、头部都放在袋子里。
我拉好拉链。
尸体处理好后，我们再次拨打了太平间的电话，希望他们能派人拉走尸体。
对面说别的病区也有需要处理的，忙不过来，明天再说。
我有些生气，但也没办法。
我和张老师商量了下。今晚遗体估计是转不走了，但是房间另外两个病人需要休息，肯定不能放在里面。
只有走廊可放了。
我听说楼上的病区特意腾出了一个房间装尸体。我们这里没有空房间，全住满了。
我和张老师把放着尸体的病床推出病房外。
走廊2米多宽，医院的床宽1m左右。左手边的走廊和电梯厅放着几个空床。
我们出门朝右推了两三米，把床挪到顺着走廊的墙放着。
这里是走廊尽头了，地上有微弱的地灯，有点瘆人。
不一会儿患者的儿子赶到医生办公室了。
他大概40多岁，一身黑衣，戴着口罩和护目镜（其实就是个泳镜）。
关于他父亲的病情危重，他之前已经知道，所以过来后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他把他父亲的户口簿和身份证递给我，问：“医生，我还需要做什么吗？”
我接过来，说：“暂时不用做什么，你先回家，有什么情况再和你电话联系。”
他没再说话，转身回去了。
处理完上述事情之后，我和张老师也有点累，我们在护士站那里拿了消毒剂，在胸前和上肢的防护服上喷了几下，护士到配药间拿了干净的手套给我们换了之后，我们又回到办公室了。
张老师在写病程记录，我在写死亡证明。
我之前写过的死亡证明是直接交给家属，以供公安部销户和殡葬需要，但是医务处说现在特殊情况，不能直接交给家属，这种传染性疾病的尸体需要另外处理。
穿着防护服，不能喝水、上厕所、睡觉，而且是上半夜，也没有什么睡意，就和张老师聊了会儿。
我问她待会儿12点换班后怎么回家，她说老公来接她，我挺感动的，心里想着，其实医护人员的工作太需要大家的支持与理解了。
23:00左右，护士又来了。她说B床的病人也没有呼吸了。
又有一个人去世了。上半夜还没有过完。
我和张老师去看时，病人已经呼吸停止、大动脉搏动消失、瞳孔散大。我们又通知心电图室来做心电图，证实是“全心停搏”。
B床病人90多岁，他儿子年龄60、70岁，也比较大了，和病人儿子联系之后，告知他父亲去世的消息，儿子在那头哭出了声，说会尽快过来。
我和他说要带着患者的户口簿和身份证便于开死亡证明，他哭着答应，挂断了电话。
这次我们没和太平间联系。
张老师又一次去急诊科了，我站在护士站等她。
10分钟后她拿回了裹尸袋。
我和张老师刚准备进门去病房处理尸体，里面的病人开始大骂。
“搞了这么半天，尸体还搁在这里，还让不让人休息了？搞得什么鬼名堂？”
张老师和病人解释，“我们一直在处理呀，我们确定患者死亡后要和家属联系，家属又不在这边，太平间的人又不来帮忙，我刚去拿了裹尸袋来，这不才刚回来？希望你理解一下。”
病人还不依不饶，“那你们动作倒是快点啊，紧放在这里像么话？”
张老师又准备解释什么，被我制止了。
我觉得还是先把尸体处理了，他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还是像上次一样，我们把裹尸袋展开，拉链打开，放在床边，然后配合着把尸体装进裹尸袋，拉上拉链。
本来打算把这个床就放在病房外面的走廊上，但是看到门口有个家属在墙边的床上睡着，不好打扰，所以最后把床推到放第一具尸体的走廊边上了。
半小时后家属匆匆赶到医生办公室，也是一位老者，个子不高，戴着蓝色普通医用口罩，皱着眉头，我看得出他眼圈是红的。
“医生，我是XX的家属，我父亲的遗体在哪儿？”
我带他到放着尸体的床边，告诉他这是他父亲的遗体。
他准备扑过去看，被我用手隔开拦住了。
我带他到办公室，他把患者的户口簿和身份证递给了我。
“您老人家也要保重身体，先回去休息，医院都是感染的病人，不宜久待。”我说。
“好的，医生，我知道了，我会尽快回家。”
我心里骂着，这该死的病毒，害死了好多人不说，还不能让亲人好好分别。
我怕他会再去接触遗体，便送他到了电梯口，看他坐电梯下楼去了。
我又看了一眼两个床上的尸体，心里想，还是做个记号吧，免得明天搬动的时候弄混了。
我去办公室拿了黑色的记号笔来，在两个袋子上用笔一笔一划、清楚地写上了姓名、性别和身份证号便于识别。
下半夜两个尸体就一直放在走廊靠边靠窗的地方。安安静静。
后半夜更冷了。身穿防护服也无法趴着睡一会，我在医生办公室就那么坐着，直到天亮。
9点，我离开病区时看见两具尸体还在那儿。
杨医生下了夜班之后，两位老人的遗体终于被送走了。大部分人还在等待春天的时候，有些人已经走了，甚至无法和亲人好好告别。
这该死的病毒。
它让一个心血管内科医生小心地把尸体装进裹尸袋，让一个妇产科医生不仅面对生，还要面对死。
我对杨医生说了“谢谢”，谢谢有人挡在普通人和病毒之间，也还有人维护我们生而为人最后的尊严。
可杨医生觉得自己做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说自己不是英雄，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儿。
但在今天，做应该做的事，是需要勇气的。当一个普通人具备这种勇气，他就是能够影响其他人生活的英雄。
我想悼念另一个“普通人”，他叫李文亮。因为他提醒了身边人“注意安全”，许多人能更早戴上口罩。
可惜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我们如此近过。
谢谢你，每一个正在拯救世界的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