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涤生
事件回顾与方法论
自12月12日南方周末的长篇报道《「不寒而栗」的爱情》见刊及在腾讯系媒体发表以后，立刻引爆了全网舆论：绝大多数人都义愤填膺，表达对于加害者牟林翰的痛恨，以及对受害者包丽的同情，并通过转发、评论等方式号召更多人关注这一事件；但也有少部分个人和媒体打着「理中客」的旗号，看似「独立思考」，实则皮里阳秋，玩弄刀笔。虽然迫于某种显而易见，「你懂得」的原因，南周的这篇报道于当晚被封，但三联生活周刊发出了一篇表面上讨论「新闻伦理」、然则实际上心机深沉的文章，情势一度有所反转。
但不久后，大约在次日（12月13日）凌晨受害者高中班级公众号「凯旋十二」推送了一篇题为《我是包丽的朋友，真相远比你知道的更可怕》的澄清文章，一方面指出南周报道确有不实与不全面之处，但另一方面，通过更为详实的证据呈现，指出「牟林翰对包丽的精神虐待和PUA手段远比报道中呈现的过分」。
自此，烈火燎原，不仅事件本身更为人知，关于事件的评论亦层出不穷。
哪怕仍然迫于某种显而易见，「你懂得」的原因，受害者好友们的这篇报道于12月13日中午同样被删除，但事件的热度再也无法被遏制——即使微博热搜被撤也同样无济于事。
截至本文发稿时，笔者的微信朋友圈和各个微信群里还在讨论和分析此次事件。
最终我决定，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作为一名哲学研究者，我必须对此次事件发表评论，并结合我的所学所思，去分析与批判这一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以告慰受害者所经历的一切苦痛。
由于此次事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们必须以一种特殊的，需要被预先澄清的方法来评论它，这就意味着，我们并不是评论某种成型的哲学观点或者思想潮流，而是要去分析和批判一个复杂、且不可能被以经验主义和物理主义的方式完全还原「真相」的社会事件，及其背后折射出的精神结构、权力结构和文化症候。
具体地说，我们在对这次事件作出分析与批判的时候，所面对的最重要的材料实际上是大量的聊天记录及其所表征的受害人与加害人的恋爱关系中双方（特别是加害人）的心理活动、心理变化以及精神结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去处理两人在一起之前加害人在学生会中与受害人的互动关系，以及这些互动所折射出来的权力结构；此外，我们还要揭示出加害人精神结构和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中的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权力结构所反映的背后的文化症候。
那么，我们不得不求助于阿尔都塞提出的「症候阅读法」。
所谓「症候阅读法」，不仅是一个解释学的方法，它同样具有深刻的精神分析学基础。
弗洛伊德曾经向我们指出，要依据表层的症候来发现深层心理中隐匿的无意识结构；拉康则认为，没有直接显现出来的东西和看得见的东西一样重要，甚至比表层现象更为重要。
而阿尔都塞则在《读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一种无辜的阅读方式，即一种直接的阅读方式，一种基于「经验主义的认识概念」的阅读方式，一种认为文章的意义可以直接通过对于文章的阅读被理解的阅读方式，是不可能的——而真正科学的阅读方法乃是「症候阅读法」，即，「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必然的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
」
路易·阿尔都塞《读资本论》
如果我们对于阿尔都塞的方法稍加推广，不仅将「症候阅读」的对象集中于理论文本，而且将此次事件也当作文本（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处理与此次事件相关的文本！比如微信聊天记录、媒体报道、官方消息、解释力的哲学著作等等），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如果要真正对此次事件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就绝对不能简简单单地追求「还原事实真相」，而是要使得此次事件本身所掩盖的事件背后的精神结构、权力结构与文化症候与其它的事件与文本（比如揭露高校学生会运作方式和权力结构的文章）发生联系！这才是真正可以让我们经循现象而见得真相，并且让我们不仅明白此次事件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同样也理解这次事件为什么引起如此巨大的轰动的根本原因的不二法门。
迎接它的不应当是批判的武器，而应当是武器的批判，应当是专政机关对它的羁押与调查，乃至进一步可能的惩处。
（当然，是否羁押、调查和惩处它，取决于侦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与此同时，我要大声疾呼：这篇文章是站在受害者包丽和一切同情她的遭遇并且痛恨加害者牟林翰的正义者的立场上的战斗檄文，它并不是，也绝不是一篇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理性、中立、客观』的评论！最后，让我们为包丽同学祈祷，希望医学的奇迹可以在她身上出现，她可以醒过来，亲手向曾经折磨和摧残过她的恶棍讨回公道！
对于方法论的澄清
在对这起事件本身进行批判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事件的影响进行分析，这看似是头足倒置，实则恰恰相反。其原因在于，此次事件已经远远不是一起「北大学生精神控制和虐待女友以至女友自杀身亡」的侵害事件本身，而犹然成为了一次引发全社会关注的影响巨大的公共事件。
在这重意义上，我们所面对的事态就不仅包括单纯的侵害事件，而且同样涵摄了事件被曝光之后产生的惊人效应，以及产生这种效应的原因。
但正如我们在绪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采取，且必须采取一种症候阅读式的方法，才庶几可以对事件本身有所洞见。
职是之故，我们就要在不同的观念、事态，以及对于观念和事态的反思之间不断跳跃，将它们编织成一副相互联结的网，并最终戳破这张意义之网，才有可能经循现象而见得真相。
换言之，我们绝对不应仅仅满足于使用一种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思维范式去批判这一事件，因为这种思维范式假设我们对于事态的知识都来源于经验之中，且我们仅仅通过对这些经验的简单直观与分析（这种分析无非是提出假设并在经验中验证）就可以明白和确证事件的「真相」——但实际上，任何分析与批判都不能不被打上主体的烙印，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离开我们的主观性，离开某种被我们实际应用的中介环节和复杂的、重构性的分析方法，来认识这种看似一目了然，实则云山雾罩的对象。
因此，一种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同样也是科学主义的社会科学思维方式无疑就在两方面呈现出了它们的浅陋与愚蠢：第一，它们采取了一种看似清楚明白，看似「科学」实则非科学的方法，想要以一种简单化的方法去处理复杂事物，用一种还原论的方法去「发现真相」；第二，它们在使用这种方法论之前，并没有对方法论作出任何反思——它们无疑以一种太过幼稚的方式，回到了批判哲学之前的人类心智水平。
当然，大多数没有理论自觉和自我批判（指澄清前提和划清界限）的现代社会科学和法学方法，都是在用17和18世纪的心智在思考21世纪的问题。
对此，我只想说一句：麻烦你们看看《纯粹理性批判》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罢！！
让我们从一个我们在绪论中已经描绘了其轮廓的事态出发。
我们（指笔者和笔者的目标读者）在第一次接触包丽事件——最大的可能是看到了《南方周末》的报道——的时候，内心的第一反应是感到愤怒和痛心，并且希望能够惩办加害者。
但有一些人——这些人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遭遇到了——在面对事件的时候，似乎拥有和我们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本能，它们先行地采纳了一种怀疑主义的观念，认为事件还没有被彻底调查清楚，事件的「真相」还没有被揭示，因而我们要对于现存的报道和评论采取一种「理性、客观、公正」（以下简称「理中客」）的态度，或者保持沉默，或者表示怀疑。
我们且不发诛心之论，暂且不要用一种独断论的方式去断言它们这么做究竟只是缺乏反思，还是包藏祸心（虽然从经验的角度看，大部分普通人都只是缺乏反思，而像「某联某活周刊」（看看吧，我可是给你们匿名了！）则很有可能包藏祸心）——我们暂且用一种超越论的方式，对于它们的观点进行探问：我们将分三步，逐渐深入地去批判它们的观念。
此外，为了避免由于读者自身原因而可能造成的误解，和一部分动机不纯之人出于这种误解对本文的攻击，我们在这里需要做一些说明：这篇文章是一篇对于具体事件及其影响的哲学批判，而非一篇社会科学的分析。
因此，这篇文章本来就不是以实证的方法进行展开的——这就意味着，接下来我们要批判的「满口『理中客』的怀疑主义者」是一个来自经验但却经由哲学和现象学方法建构出的「类型」，而非是经验观察的结果总结出的一个具体的形象。
因此，任何对于我接下来要批判的「理客中」形象不符合某个读者自身所经验到的具体的「理客中」个体的指控都不会被回应；正如梅洛庞蒂所言，「现象学（和哲学）……不理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就这些经验可能会给出的那些心理起源论和因果解释说。
」
对怀疑主义的批判
首先，对于怀疑主义问题，我们很清楚这部分人为何会产生这种观念的经验性原因。没有一个人是天生的怀疑主义者，虽然表面上看，每一个有理性的个体在其精神发展的早期，即幼年期，都会产生一种对于外部世界强烈的好奇，但这种好奇是一种肯定性的求知欲，而非一种否定性的对于所接受到的知识的怀疑。
我们不必继续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去思考这种具体的怀疑主义的来源——它们只能抽象地考察怀疑主义，相反，我们可以直接从经验的角度去直接揭露这些人为什么会对社会事件的报道产生怀疑：也许在之前，它们仍然像大多数人一样，拥有一种可以对于热点事件产生来源于良知的自然情感，并且对于事件的本质进行一种直接把握的能力——但是，在「反转新闻」、或者说「反转事件」（例如彭宇案、榆林产妇坠亡事件等等）出现了太多次之后，这些人放弃了它们本身具有的一种天然能力，转而寻求一种怀疑主义的立场。
表面上看，这种对于天然能力的放弃，意味着一种哲学性的反思，或者意味着以「哲学态度」对「自然态度」的替代：似乎它们超越了一般人的那种直接的、未经反思对于他人、媒体和权威的盲目听信，而通过一种对于一切事物都表现出怀疑的行为方式，则体现出了它们特别的、不为常人具有的「独立思考」能力。
但实际上，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导论中已经向我们指出：「诚然，跟随自己的信念确实要好过听从权威，但是，从迷信权威转而迷信自己的信念，事情的内容并不会必然有所改变，谬误也不一定会让位给真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并没有对自己的怀疑主义立场进行反思。
按照一般的常识，一个人之所以会产生某种怀疑主义立场，是因为他对于对象的真确性产生了怀疑。
具体到我们所面对的事态，这些对于热点事件报道的真确性产生怀疑的人，实际上是「自然」地产生了怀疑：它们发现，在一些情况下，报道会发生反转，一开始的爆料最后往往被证明是不真确的，至少是有偏差的，因此，它们觉得自己被欺骗，而且害怕再次被欺骗——因此，出于某种被动的恐惧，它们走向了怀疑主义。
也就是说，他们的怀疑主义观念，同样是一种直接的、未经反思的「盲目听信」，是一种对于自身恐惧感和信念的盲目听信。
笛卡尔和黑格尔早已向我们指出了怀疑主义的自身矛盾——怀疑主义者可以怀疑一切，但是无法对它们的怀疑主义本身进行怀疑，因为怀疑主义本身是一种纯粹的否定性，如果我们坚持彻底的怀疑主义原则，对于这种否定性本身再次进行否定，我们必定会超越这种简单的怀疑主义，而获得一种肯定的内容。
就这件事情来看，这些怀疑主义者不仅没有进一步思考它们的怀疑主义观念产生的原因，也没有察觉它们表面上的怀疑主义实则隐藏着一个不可被怀疑的前提，同样没有意识到被它们所蔑视的一般人的思维方式中实则同样存在着极其珍贵的真理性因素。
（对于最后一点，我们将在第一部分的末尾加以阐发）
不难发现，它们的怀疑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不彻底的怀疑主义，也正出于这种不彻底性，它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之怀疑的不彻底：它们怀疑媒体的直接爆料，确实是出于经验性的原因——但它们之所以只怀疑媒体的直接爆料并担心反转，而不是怀疑对于事件的一切报道，特别不怀疑权威机构对于事件的「权威调查」，其观念性根源在于：它们预设了一个「客观」的「真相」，且这个真相是可以被通过某种「科学、客观、实证」、因而是「权威可信」的方法被发掘和确定。
这就将我们引向下一节——对于真相问题的澄明。
对于「真相」问题的澄明
对于「真相」问题，我们先给出一种常识性的观念，也就是满口「理中客」的怀疑主义者的怀疑主义的观念性根源（虽然我们在上一节末尾已经说过了，但是有必要重提一次）：一切事物（事件、事态、事实）都拥有一个「客观」的「真相」，且这个真相可以被通过某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的」，因而是「权威的、可信的」方法被发掘和确定。那么在这一节，我们将批判这种观念，并对「真相」问题加以澄明。
为了显明期间，这个观念被分解为两个命题：01. 一切事物（事件、事态、事实）都拥有一个『客观』的『真相』
02. 这个真相是可以被通过某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的』，因而是『权威的、可信的』方法被发掘和确定的。
第一，对于命题一，即「一切事物（事件、事态、事实）都拥有一个『客观』的『真相』」，我们可以加以界说：熟悉康德哲学的读者不难想到，这种「客观真相」就其存在而言，就是康德意义上的自在之物，但按照康德哲学，它是不可能被认识的——或者按照更成熟的观念论，它是不可能被知性所把握的：因为知性只能对事物的现象进行分析和综合，但是对于那个真正客观的「真相自身」则无法具体的界定。
实际上，按照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自在之物」仅仅是「抽去对象的一切感觉规定和一切特定思想的限度」的对对象的表示，是「完全抽象、极其空洞的」东西。
这就意味着，「真相自身」的「客观性」仅仅是「真相」作为对象的存在性，至于真相的内容，则必然是通过知性和理性的方法，通过我们的认识活动加以填充的。
是以，我们并不否认一切事物都具有「真相」，但是这个真相是否「客观」，则必须被怀疑。
如果我们要对现代汉语中「客观」一词的含义进行考察，那么就必须涉及对它的词源学的回溯——这显然不是我们这篇文章可以完成的工作。
我们在这里仅仅做一种哲学分析：如果按照辞书中的定义，客观指「在意识之外,不依赖精神而存在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我们当然如上段所述，承认存在一个「客观」的「真相」，承认「包丽被牟林翰精神控制和反复折磨，以致最终自杀」这一事实的「真相」作为关于它的内容的经验的来源的对象的存在，很明显，即使有别有用心的人宣称它不存在，它也实际存在。
然而，这种「真相」的对象性存在（或者说「客观」存在）的确定性也同样是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中被把握和赋予意义的；也就是说，这种客观真相其实是一种理论还原的产物，它是生活世界（如果用实践唯物主义而非现象学术语，则是「实践」）的结果而并非生活世界的原因（参《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因此毫无疑问，词典上「客观」的定义（「在意识之外、不依赖精神而存在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上会带来一种隐晦的滥用它的可能性，亦即认为不仅「真相」的对象性存在是客观的，而且认为我们对于「真相」的内容、形式等具体内涵的认识活动同样是客观的——这种滥用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形式就是命题二。
是以，第二，对于命题二，即「这个真相是可以被通过某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的』，因而是『权威的、可信的』方法被发掘和确定的」。
我们可以轻易指出它的错误：虽然按照政治教科书中对于认识的广受诟病和屡遭误解的定义，「认识指人的头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但稍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是能动的反映论，不是机械直观的反映论，不是对事物无加工无中介的反映，而是对事物进行了加工和中介的反映。
实际上，按照实践唯物主义对于认识的定义，「认识是主体对对象进行把握的观念性对象性活动」，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就无疑是显然的了。
如果再联系我们在本文绪论中对于阿尔都塞的引入，特别是对他的「没有无辜的阅读」（即没有纯粹客观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这一观念的强调，各位读者就不难意识到它们那些满口「真相」的怀疑主义者的错误了——它们认为对于「客观真相」可以以一种绝对客观的方式把握。
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满口「真相」的怀疑主义者往往都有社会科学或者法学的学术背景，这可以解释它们错误的来源——具体而言，命题二所叙述的「科学的、客观的、经验的」，实质上是还原论的方法，在现实中的范本就是刑事侦查和审讯调查活动：具体地说，通过刑事侦查（搜查、现场勘测、调取监控、法医学手段）获取一部分证据（如物证、书证、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以及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并通过审讯调查活动来获取另一部分证据（如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并最终还原和证明案件事实（关于证据内容，此处是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说法，关于取证方式，则不是专业描述）。
我们当然承认刑事侦查和审讯调查活动在法学领域中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两种活动对于案件事实的还原同样是构造性的，同样不能离开主体（侦查者、审讯者、审查者）的活动——那么它同样不是所谓「绝对客观」的。
（法学学者也从来不认为它是绝对客观的）那些「客观主义」的怀疑主义者再次犯了对自己的观念不经审查和反思的毛病。
不过，为了让它们心服口服，我们可以顺着它们的期待，假设一种「更客观」的思维方法。
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存在一台时光机，我们可以乘坐它回到过去的任意时间和地点，并在回到过去期间将牟林翰和包丽的一切行为用各种方式监控和记录下来（当然，恐怕只有这种没良心的客观主义者在有这种天赐良机的情况下才会仅仅忙着记录而不是上去解救包丽罢！），从他们初见到包丽死亡。
这样看似我们拥有了「更客观、更直接」的材料，但是这就是绝对客观的吗？显然不是，因为这些材料只记录了二人的物理活动，但没有记录他们的心理活动。
很好，我们加强我们的论证——假设我们还有一台读心机器，可以准确无误地还原二人所有的心理活动，并将它们记录下来，看上去我们获得了更多一手资料，但这就是绝对客观的吗？不，不是的！二人产生这些心理活动的原因，以及二人的潜意识活动，同样没有被发现。
但是我们绝对不可能造出一个直接直观和描述这种原因的机器——因为它们必然是主体的分析活动和反思活动的构造的结果。
是以，我们已经完成了对于这种真相观念的批判：对于「真相」的「客观性」，我们只能承认「真相」的对象性存在的客观性（但它也是我们在实践中确证的），但是「真相」的内容，必然是人类主观的意识和反思活动依据经验所建构出来的，不存在绝对「客观的」获知真相的方法。
对于「绝对客观」的「真相内容」的盲目确信，实际上是一种前批判哲学的形而上学观念。
但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有趣的补充：即使我们弱化这些满口「真相」的科学主义者的观念——比如我们假设存在一个人，他看完我的文章来辩解说：「我追求的并不是一个绝对客观的真相，只是一个相对科学和客观的真相……」。
就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批判仍然没有失去效力：因为他们用这种「客观的」方法所追求的「科学」的「真相」也绝不是自在的、与心灵无涉的真相，在这一过程中体现的无非只是一种想否认自身主体性的主体性。
这种主体性表现为一种刑侦学式的客观主义和科学主义方法的绝对的权力和压制力，和一种对于这种权力和压制力的隐藏在理性表面下的狂热——这种权力和压制力表现为对于其他的接近真相的方法，更原初的或者更哲学化的方法的本质性排拒。
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在认识和接近真相的过程中能够获取更多的经验材料，经验材料的丰富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事情本身——但是我们并不追求经验材料的绝对充足，因为如我们所证明过的那样，这是不可能而且不必要的。
对于「理中客」问题的廓清
最后，对于「理中客」问题，我们可以简单地加以廓清：之所以这种廓清是简单的，是因为我们对于这种廓清的理论背景和前提已经在前两节中阐述完毕了。
1. 对于「理性」问题，「理性」绝不是那些满口「理中客」的怀疑主义者们的未经反思的怀疑主义式的自我标榜的「独立思考」，而是经历了自我反思，因而具有理论自觉的「症候阅读法」，是能够将「所读的文本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使之与另一文本发生联系」的「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建构性的、辩证的方法。
2. 对于「中立」问题，「中立」绝不是采取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采取一种看似不偏不倚的态度，简而言之，不是做一台没有感情、没有激情、没有基本的同情心和同理心的分析机器——而仅仅只是在对事件进行理性思考、理论建构和反思批判的过程中，对于材料的选取采取一种全面的、冷静的态度，尽量遏制自己的倾向性。
3. 对于「客观」问题，我们一方面需要承认事实的对象性存在的客观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我们接近事实或者说获取事实之内容的途径，是一种与我们的主体性密切相关的建构性的、辩证的方法，而不是一种所谓的「客观的」，「科学主义的、物理主义的、实证主义的、还原论的」方法。
而这种自我标榜的「客观方法」，实际上也是离不开主体主观的参与的，它充其量是一种主观造作的客观。
总而言之，我们批判了这群满口「理中客」，并且标榜「客观真相」的人的思维方式，并且指出了他们的根本错误：第一，他们的思维方式本质是怀疑主义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对自己的怀疑主义观念进行怀疑和批判；第二，因此，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观念的基本前提是对于「客观真相」的盲目确信，但是「真相」的「客观性」是可疑的——同样，即使他们将「客观真相」弱化为「科学真相」和「科学方法」，后者也意味着一种盲目自信和对于其他运思方式的本质性排拒；第三，他们满口「理中客」，但实际上并不理性、中立和客观。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一般公众的思维方式就已经自在且自为地达到了一种具有理论自觉和经历了自身反思——一般公众反而没有经历这些，但是一般公众的思维方式其实同样蕴含着方法论上的正确倾向，对于这种正确倾向，我们会在下一部分中进行阐释。
为什么我们会愤怒并「不寒而栗」？
在这一篇接近结尾的部分，我们需要在先前对于错误方法与观念的批判，以及对于正确方法与观念的廓清的基础上，去对包丽事件的影响进行解释；具体地说，就是要求我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感到愤怒和「不寒而栗」（《南方周末》标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是以哲学的方式而并非以新闻传播学的方式回答这一问题的，因此我们不会从渠道、内容、表达和传播方法这些经验性的角度去分析——而仅仅是从我们这些作为主体的接受者本身出发来进行阐发。
以及，由于这一部分中的分析的基本方法在之前已经被廓清了，这部分的篇幅同样不会很长。
我们还是首先从否定的角度出发，揭示我们愤怒和「不寒而栗」的原因不是什么。
我们很容易明白：第一，让我们愤怒的不是那群满口「客观事实」的人的观念深处所预设的「客观事实」，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不可能通过一种「客观的」、还原论的方法去还原一种绝对的客观事实；第二，让我们愤怒的也不是那群满口「客观事实」的人所期待的「法律事实」或「案件事实」，因为案件事实的建构和确定在包丽事件这里，显然是晚于关于它的爆料、报道和讨论的；第三，让我们愤怒的也不是加害人对受害人进行精神侵害和物理侵害（比如殴打、强奸）的物理事实——倘若我们把事实还原为物理事实，那我们就会看到「牟林翰对手机屏幕施加了一牛顿的力，并将其大脑中的电信号通过对屏幕的施力转化为无线电信号，并使得包丽接收到了这种信号」或者「牟林翰抬起自己的右手，对包丽的左脸以四十五度角施加了三百牛顿的力」之类荒谬的物理学废话。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导致我们愤怒和「不寒而栗」的原因呢？如果我们引入一种海德格尔式的说法，这种令我们不寒而栗的事实，并非发生在物理学的空间里，而是发生在一个生存的空间里。
或者说，这种事实对我们的影响和作用，并不是以一种外在于我们的方式灌输给我们的，而是直接地，以切中我们自身的生存经验，我们自身的情感和精神的方式，内在地唤起我们的愤怒和「不寒而栗」的恐惧的。
马丁·海德格尔传播学研究者和从业者的自大之处在于，似乎他们可以用一些传播学的手段，通过玩弄笔杆子和键盘，就可以颠倒黑白、操控人心，甚至使「乌合之众」接受他们的观点——但实际上，他们的观点和报道之所以能够引起读者的关注，引发读者的情感，仅仅是因为这种关注的可能性条件和情感唤起的基础结构已经在读者的心灵中先然地具备了。
具体到包丽事件上，我们之所以感到愤怒和不寒而栗，根本原因绝不是南周的报道采用了某种挑动情绪的写作手法，而是我们本身就具有一种对于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被控制、被施与暴力、被迫异化和失去自我的恐惧，以及对于他人经历这些负面事件的因为同情产生的愤怒中。
简而言之，我们之所以会对包丽事件愤怒、恐惧乃至「不寒而栗」，就是因为这种事件以一种类型化的或者典型的方式直击的我们心灵深处。
但是，仅仅满足于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这只能让我们明白我们愤怒和恐惧的缘由，但是它还没有解释我们的愤怒与恐惧的具体内容和深层结构——我们必须进一步对于事件本身进行更深入的批判，对于二人关系中的控制、暴力、异化和自我丧失进行分析，并对牟林翰为何如此行为的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包括权力结构和文化症候详加阐释：为此，才可以真正解释和解决我们的愤怒与恐惧，并且向我们指出避免和消除这种愤怒和恐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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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2]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4]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
[5] 阿尔都塞《读资本论》
[6] 张一兵《析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
[7] 佚名《胡塞尔「回溯探问(Rückfrage)」方法论研究》
[8]《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