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轶,
1962年生于江西宁都,
医学微生物学专家,
英国皇家医学院外籍院士,
香港大学于崇光基金教授席(病毒学)
、新发病毒性疾病学讲座教授,
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香港大学流感研究中心主任,
汕头大学·香港大学联合病毒学研究所所长、
粤港新发传染病联合实验室主任。
1983年毕业于江西医学院,获得学士学位;
1989年获得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硕士学位;
1997年获得香港大学博士学位;
2000年1月受聘返回香港大学医学院,历任研究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副教授;
2001年担任汕头大学医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联合流感中心主任;
2005年担任香港大学教授、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2007年担任汕头大学微免教研室国际感染与免疫研究所主任;
2012年就任香港大学于崇光基金教授席(病毒学);
2016年担任汕头大学·香港大学联合病毒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病毒学与新发传染病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主任;
2019年担任粤港新发传染病联合实验室主任。
管轶长期从事流感和其他新发呼吸道病毒的生态、演化和发病机制研究,是最早分离出SARS病毒并最先提出果子狸是SARS冠状病毒宿主的科学家之一。
许多人并不了解管轶教授的国际地位。
按国际权威机构Thomson的排名,在禽流感研究领域,管轶排名世界第五;在H1N1的流感研究领域,全世界排名第四;
而在微生物领域,他在全世界排名第11位,并连续五年被Thomson评为「高被引科学家」,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
他也被《时代》杂志评为全球18名「全球卫生英雄」之一。
今年1月23日,管轶接受财新记者采访,说这次疫情的感染人数起码是非典的十倍以上,之后他说自己做了逃兵,离开了。
很快,嘲讽批评的文章大量出现,管轶成了钟南山院士的反面映衬。
今天,全国累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是非典时期的十倍还多,管轶的预测成了实情。
2003年非典爆发时,钟南山与管轶结识,体制内外的两人通力合作,找出了非典病原体,为终结疫情提供了重要的报告。
当时305个感染者中105人是医护人员,死亡5人。
钟南山知道管轶的流感实验室,当天就跟他签了协议,双方合作调查病因,钟南山这边提供病人样本,管轶负责分离病毒,对结果达成共识再作汇报和发布。
2月12日上午,管轶要去医院取标本,因为两地合作有各种规定,钟南山没有让他进病房,而是按他的要求提供了样本。
下午管轶把标本包好,坐直通车背回了香港。
理论上,这属于越界带运标本,但这次情形特殊。
两三天后,管轶的实验室有了结果。
因为香港那几年接连爆发禽流感,且刚刚又出现了家庭感染事件,所以管轶当时判断是禽流感病毒,但他取回的标本中发现了多种病毒,就是没发现禽流感。
2月18日,公布病原体那天,钟南山院士不太高兴——之前他用治疗衣原体的办法治疗,没有效果,他可以肯定不是衣原体。
广州专家组紧急召开会议,一致认为不能简单判定衣原体是唯一病原。
2月19日,管轶到了广州,从早上10点多钟忙到下午3点半,饭都没有吃,一共取了30多个病人的标本,然后就回了香港。
2月23日清早,身在香港的管轶意外接到钟南山的电话,钟南山说自己就在他的楼下,六点半就到了。
管轶一看时间,已经8点半了,钟南山已经在楼下等了两个小时,他急忙下楼,和钟南山去广州开会。
4月,很多研究机构开始寻找SARS的动物宿主,都没有结果。
管轶判断很可能是果子狸,但当时忙着写SARS的论文,一直没有采集标本。
5月8日上午,管轶带了一个学生去深圳,从野生动物市场取了25对标本,包括了8种动物,其中果子狸取了6个标本。
管轶就是奔着果子狸去的。
5月18日上午,基因序列全部完成,管轶的徒弟已经累得从沙发上滑下去睡着了。
管轶没叫醒他,拿了三四件工作服给他盖上 5月22日晚上,管轶向《科学》杂志提交论文。
5月23日的发布会上,向公众宣布找到了SARS的病毒宿主是果子狸。
依据钟南山与管轶提供的建议,政府采取措施,禁售野生动物。
六月,天气转暖,随着大量病人被隔离救治,非典疫情终结。
接连几个月没有新增的非典病例,2003年9月,野生动物重新回到了市场上。
10月22日,管轶不放心,又去取了标本。
那天他买了9个动物,取回标本检测,有7个都是阳性。
11月份,管轶每周都会派人去深圳取一次标本,有时他的妻子也去取。
到12月份,市场里野生动物标本的阳性率越来越高。
病毒仍在人们的周围潜伏。
管轶很矛盾,疫情刚过,此时要不要上报呢?
12月24日平安夜,广州发现一例新的SARS疑似病例。
SARS如果回来就是大事,管轶决定还是要报告。
管轶总结过去的报告,写了一封信,传回北京。
后来,经过实验室的比较发现,广州新发病人的病毒,跟2003年10月之后取样的动物病毒标本完全吻合。
管轶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清剿市场上的宿主动物——果子狸。
根据经验,1997年香港爆发禽流感,清剿市场上的宿主动物之后,就没有病人了。
会议上达成共识之后,钟南山院士起了关键作用,他给广东省的高层领导打电话,陈述事情的严重性。
1月3日当晚,广东方面召开千人大会总动员,确定清剿果子狸的行动。
清剿从1月5日开始,1月12日结束。
广东出现的最后一例病人是1月10日,总共有5个病人。
清剿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新发病例了。
清剿起了作用,同时证明了野生动物市场确实是SARS病毒的温床。
非典疫情结束,管轶登上《时代》周刊,被评为医疗英雄。
他说:“我没什么感觉。
这和我在科学界的地位相比差远了!” 钟南山很欣赏管轶,说:“管轶很聪明,在香港是很出名的一位微生物学家,也是禽流感方面的研究专家,一直在用心探索。
” 管轶却说:“钟南山院士比我伟大,他这样的英雄才应该多宣传。
” 2007年,管轶对整个冠状病毒的生态学做了总结,从进化角度分析,提出蝙蝠可能是所有冠状病毒的源头。
之后很多年里,他和钟南山院士都在抗击禽流感的一线活跃。
1月20日,钟南山在媒体上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人传人”现象。
距离第一次检测出病毒基因组序列,已过去了20多天。
一天之后,管轶也到了。
凭着多年经验,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当天下午3点,他去拜访了的“小东门市场”,看到现场,他大吃一惊,菜市场卫生状况堪忧,而且许多市民仍在热热闹闹地置办年货,哪怕钟南山已经再三强调,戴上口罩的人数还不到10%。
这次管轶仍然希望像SARS时那样,取得患者样本。
但许多本地科研机构并不愿与远在香港的研究所合作。
管轶吃了不少闭门羹后,一气之下,买机票离开了。
回到香港,财新记者问他如何看待这次封城举措,他说:“评价一个措施要看时间点和效果,时间点我觉得已经错过了黄金防控期,效果并不乐观。
”还说:“爆发是肯定的……我也算身经百战,但真的感到极其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