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事件2019年12月9日晚九点零七分,上海财经大学对“钱逢胜”事件有了一个官方的正式结论:钱逢胜严重违背教师职业道德,造成极其恶劣社会影响。
根据国家和学校的相关规定,经研究决定,给予钱逢胜开除处分,并按程序报请上级部门批准;撤销其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撤销其教师资格。
初闻“钱逢胜”首先感兴趣的是他的名字。
钱逢胜,钱逢胜,逢钱必胜。
腰里有钱,自然是信心满满,干起所有的事情可谓是顺风顺水,随心所愿。
当然,自然免不了得意忘形,免不了欺男霸女。
在钱逢胜的个人履历中与资本市场有着不深不浅的联系。
2014年11月,钱德胜任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任东富龙、东北电气独立董事。
与人人紧盯权力不同,人们对于资本在市场规则条件下是人人追慕的目标,是人人的偶像,我们能说那一块人民币比其他的人民币更为高尚吗?这是理论批判的无力,更是知识分子的堕落。
其次,我们感兴趣的是钱逢胜的职业,他是副教授。
“教授”作为一个职业,同样的也应该是描述性的,就是讲他从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但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似乎又有褒贬。
比如说80年代的话语是:怎么能让教授住牛棚?这里的教授是比较具体的,一般理解为他们是从事知识生产的人,是社会的良心。
但是如果在钱逢胜的语境下,似乎教授就变成了“叫兽”。
可是我们就是往往这样听的都是一句文字描述,但是需要我们判断的却是一个具体案例。
钱逢胜教授当然可能是一个个案,所谓个案就是假设除了钱逢胜,未经查证其他所有的教授都不可能是钱逢胜。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时代自信,我似乎不敢打这个保票。
那么,如果钱得胜不是仅仅的个案,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出事的根源何在呢?市场经济条件下,我百思不得其解,道德沙漠似乎是一个死结。
斯特劳斯派能够在美国风行,并引刘小枫追捧,看看美国总统克林顿,听说他坐过26次爱泼斯坦私人飞机,而机上的空姐都是未成年。
这似乎是一个连灯塔国家都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的市场经济在许多人看来并未发育完全,美国应该说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
商人、政客,莫不如此。
如果有可能,能不能给钱逢胜带上那种批斗的尖尖帽,我实在没有更好的方案也并不觉得上海财经大学的处理能够解决钱得胜事件暴露的可能比较普遍的社会问题。
实际上高帽子确实是有历史典故的。
唐代李封做延陵县令,官吏或老百姓中有谁犯了罪的话,并不用板子打,只是命令他们裹上碧色的头巾,以此作为耻辱的标记。
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来确定裹碧色头巾的天数,时间满了以后就去掉。
穿了这种服装出入的人,都认为是莫大的耻辱,都互相劝告、勉励,不敢犯罪。
在李封任职期间,没有打过一个人的板子,县内治安良好。
大唐盛世如此“草率”地侵犯人权的做法居然有效,真是羡煞天朝子民。
何为则民服?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论语》)让所有人都分有德性:毕竟,倘若极少数人才分有,就像其他技艺一样不会有城邦。
而且,得依我的命令下一条法律:把凡没有能力分有羞耻的和正义的人当作城邦的祸害杀掉。
(《普罗泰戈拉》)我们差不多是听着上大学的“洪水猛兽”的警告一步一个脚印,孕育出钱逢胜出现的。
让人可以有所高兴的是不是因为高校重新党建,权力结构正在波动和调整之中,使得此次上海财经大学反应如此迅速,12月6日网络曝光,今天就出调查结果。
当然,我们的心是敞亮的,如果有一天不仅查男教授,还能查女教授,如果有一天没有人举报,有一种例行的自检通报将这些坏虫排除队伍,似乎才是正轨。
我想,恐怕不会有高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