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面前，我们到底要留下什么？又想留下什么？
一、
1948年，解放全国的三大战役淮海战役发动总攻，徐州解放，当时代表人民解放军接收徐州的五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李保田的父亲李勇。
这年李保田2岁，刚学会走路没多久。
少年时期的他，不像别的孩子那样打架斗殴，惹是生非，他没玩伴，只能跟在他们后面乱跑，虽然不乖，但不是一个坏孩子。
弄巧成拙，不是坏孩子的李保田，却总要替这帮坏孩子们，当背锅侠。
一个礼拜六，李保田到徐州市委大院等父亲下班一起回家，市委大院正在搞建筑，沙子堆在墙角有一墙高，里面掺杂着鹅卵般大小的石块。
孩子们拿起石块，就往外抛，墙外刚好是人来人往的胡同。
突然传来一个小孩哭声，抛石块的孩子们一哄而散，不做贼不心虚的李保田，好奇地爬上沙堆，想看看到底是谁在哭。
被人抓住，成了“凶手”。
百口莫辩的他，免不了受到父亲的一顿毒打。
就这样，日积月累聚沙成塔，李保田的坏名声，开始广为流传，到了学校，导致老师对他也不喜欢。
李保田上课时，心不在焉，喜欢神游万里，长方形的书本，被他啃成圆型，再加上4年级数学成绩不合格留读一级，老师就经常让他罚站。
不是坏孩子的李保田，就这样，成了被老师们时时针对的“坏孩子”。
可李保田的骨子里，并不叛逆，那年冬天12月，天气异常寒冷，老师又罚站李保田，放学铃一响，老师和同学轰地一起往家扑去，李保田傻了。
因为老师没说罚站结束，他不敢走。
天冷夜长，夜很快黑下，他依然站在那里不敢走，外面飘着大雪，风从树梢中唧唧尖叫着穿过，身穿一条单裤的他，冻得发抖。
直到八点多钟母亲找来。
此刻李保田已经冻得双腿失去知觉，不知道先迈哪一条腿。
老师的行为，让革命出身的父母，非常生气，当夜就写了一封“人民来信”，把这事反馈给了教育局。
没想到这份“人民来信”，却把李保田的学生生涯，给推进了万丈深渊。
教育局收到投诉，把信转交给了学校，学校又转交给了老师。
老师一看信，火冒三丈，从此变本加厉，看到李保田，就对同学们说，“快看，这人就是那个爱投诉的小孩”。
老师把生活中所有的愤怒和怨气，全都发泄到李保田一个人身上，年幼的李保田，根本承受不起来自成人世界的恶意和欺凌。
自己明明是受害者，怎么把问题一反馈，就成了罪人？成了人民公敌？成了异类？10多岁的李保田想不明白，他只觉得这样的教育，让他崩溃。
被老师和学生孤立的同时，他开始厌学、逃学。
由于很小就喜欢看戏，逃课没地方去的他，开始混剧场，捡那些中途离场观众丢下的票根，看完剩下的半小时或二十分钟。
很长一段时间，忙碌的家长，也没发现其中猫腻。
1960年，一次剧团演出，戏终了，人散了，李保田还沉浸在情绪中，无法自拔，14岁的他一抹脸，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已泪流满面。
他决定改变自己，他要学戏。
父亲听他要学戏，老革命出身的他，勃然大怒，他希望家中能够出个大学生撑起门面，刀里来火里去，眼都不眨的父亲，拿起皮带，对着李保田的屁股就是一顿猛抽。
这一抽不要紧，把李保田给打跑了，从此李保田背井离乡，跟着剧团在外学梆子戏，四年不和家里联系。
舞台上，“丑角”俏皮、机智、活泼、滑稽，很讨观众喜欢，分科的时候，李保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丑”行。
他说，那时，他骨子里，极度渴望得到众人的认可和喜爱。
在后来留给父亲的日记里，他这样写到，“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要让老李同志，接成名成角的小李回家”！
旭日初升，霞光万丈，14岁的李保田，对未来志冲斗牛，觉得名声、梦想、社会地位，只要他足够努力，统统都可唾手可得。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会为此两次差点死在异乡。
成为孤魂野鬼。
二、
1960年，李保田从家里面跑出来的，那时正是中国困难时期，草根、树皮、观音土......，被许多无饭可吃的人，一抢而光。
14岁的他正长身体，加上每天练功，体能消耗巨大，每人每月三十六斤的饭票，根本不够吃。
十五天不到饭就吃完了，剩下的十五天怎么办？蹭饭，东蹭一点，西蹭一点，实在没办法，就喝一点开水撑着。
饥寒交迫，加上练功，时间一久，李保田的身体开始发虚，常常摔倒。有个老师对李保田不好，见状，飞起就是一脚，直接踢踹在李保田的肚子上，说他装死。
李保田只能捂着肚子爬起，继续练功。
李保田饿得最严重的时候，浑身浮肿，身上的血管在哪都找不到，眼看就要饿死了，就每人再发两斤豆子，放点盐，用水煮熟，这才把命保住。
这是李保田第一次差点死掉。
第二次差点死掉，是因为生了一场病。
饥饿年代，戏团里的孩子，除了李保田，都是农村来的，他们父母会偶尔送来一些偷偷积攒的东西，贿赂老师，只有李保田是城里人，又和父母断了联系，他什么都送不了，老师更加不喜欢他。
那位踢踹李保田肚子的老师，有次把李保田打急了，李保田骂他“断子绝孙”，刚好那位老师没有儿女，被骂到痛处，老师恼羞成怒，要求必须开除李保田。
外面饿殍遍地，这等于在要李保田的命。
后来经过一个领导的拍板，李保田被留了下来，可这也让李保田明白，自己必须、必须出人头地。
他更加勤奋练功，别人6点起床练，他就5点半；别人30个后空翻，他就40个；别人40个“打飞脚”，他就50个。
处处要争强一步。
1964年，18岁的李保田，由于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营养不良，病倒了，伤寒，反反复复的40多度高烧，把他折磨的生不如死，每天夜里缩在被窝里面“打摆子”。
医疗条件有限，接诊医生水平也有限，李保田被按疟疾误诊。
即便这样，李保田还是硬撑了半个多月，每天坚持演出、练功，大腿根处鼓起鸡蛋一样大的疙瘩，痛得他走路都要扶墙。
如果再不对症治疗，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好在天不绝人，这天下乡演出，剧团里面一个上级，四川人，看出李保田的病情严重，立刻安排秘书，把李保田从乡下，送到徐州剧团治疗。
当李保田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正躺在医院里面打吊水，并看到了4年多没见的母亲。
原来李保田一到徐州就晕倒了，剧团想法设法联系上李保田的父母，四年音信全无，家人以为李保田在外早饿死了。
看着病床上的李保田，母亲不知道哭了多少回。
这是李保田第二次死里逃生。
此时侥幸捡回一命的李保田还不知道，在同一医院不远处的高干病房，父亲也在躺着，并且到了病症晚期。
父子怄气，谁也不愿意放下身段主动服软认错，双方楞是没到对方病房去看一眼。
一天李保田打吊水睡着了，朦胧中觉得有人在轻轻挪动他的手，放到最舒服姿势，他睁眼一看，原来是父亲，在乘他睡着的时候，偷偷跑来看他。
那一刻，李保田再也绷不住，哭了起来。
父子之间的所有隔阂，顷刻化解。
父亲是高干，虽吃不饱，但在家至少不会被饿死，就劝李保田回来。
李保田憋着一口气，非要闯出名堂，证明给父亲看，18岁的他，还要继续学戏。
父亲恼了，把李保田的日记往地上一摔，说，“你是永远也成不了大演员的”，那一刻，李保田只想逃。
病好后，李保田扎进剧团，依然不回家，好不容易修复好的父子之情，再次土崩瓦解。
1966年，李保田20岁，他被人从剧团急忙叫回，父亲病重。
病床上，父亲对李保田说，“你是家里老大，要照顾好妈妈和弟弟”，说完，从不流泪的父亲哭了。
第二天李保田再来看望父亲，父亲已经去世，李保田心痛的同时，走到妈妈身边，对妈妈说“有我”，没想到一向隐忍知性少言的母亲，眼泪如线珠崩断，突然提高嗓音，对李保田怨愤地吼道：“不用你管！”
20年来，李保田时刻不让家人省心，即使在父亲病逝前的那一刻，李保田还不愿意放下尊严去和父亲和解，母亲情绪难免崩溃。
李保田难堪地从病房里面退了出来，走廊中，天风吹过，不留痕迹，李保田欲哭无泪。
自己这些年，活得好任性，活得好混蛋啊，是该长大了。
三、
1966年父亲去世后，那场波及很多人的十年运动也来了。
李保田从地方剧团，调回徐州文工团，离家近，能顾家，从此他在文工团任劳任怨，坚持唱歌跳舞到1978年。
12年的所有收入，全部补贴家用。
20岁的他，开始像父亲那样，承担起这个家的责任。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对父亲的临终嘱托，有个交待。
在乌云摧城大风满楼的时代面前，已经不堪重负再也经受不起半点风吹雨打的家庭，李保田的内心充满救赎。
他小心翼翼，外界的压力不论多大多累多苦，他全都一人扛下。
那时全国停课，所有孩子，都在热火朝天地打砸、批斗、闹革命。
兄弟5个，每一个李保田都照顾的好好的，最小的弟弟聪颖灵秀，很有画画天赋，李保田最喜欢也最器重，就每天监督他学画，不让他乱跑，完不成布置的作业，就责罚。
后来，基础扎实的弟弟，不费吹灰之力就考上了大学美术系，前途一片光明。
而逐渐成为台柱子的李保田也没闲着，那些到徐州演出的各地剧团，演完后，有时大家会坐在一起交流学习，李保田每次都参加。
这些机会不仅帮李保田在艺术认知上，有了新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还帮李保田打开了眼界，让他意识到，自己就是那只井底的“蛙”。
想要有更大成就，必须要“蹦”出去。
在这期间，李保田还认识了一个对他未来人生，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贵人，他就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下放到李保田文工团的另一名中央干部。
李保田把他视为启蒙老师，他也看好李保田，向李保田介绍了俄国著名演员、导演、戏剧教育家、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还推荐了他的书。
斯坦尼“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这一观点，让李保田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并从此深刻影响了他一生。
在斯坦尼的影响下，李保田开始自修，文化局图书馆里的书，被他挨着读个遍，《悲惨世界》《红与黑》《双城记》《静静的顿河》，读得他如痴如醉热血沸腾。
无形的文化积累，为李保田准备跳出那口“井”，做了铺垫，现在就差一个机会了。
而这个机会，也很快到来。
1977年，是对中国影响远大并且意义非凡的一年。
这年邓公力挽狂澜，恢复了中国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那年冬天，570万人像赶大集一样，参加了考试。
许多人才脱颖而出，为中国之后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和飞跃，打下了坚实基础。
32岁的李保田，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