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封”马国强

阵前换帅

2020年2月13日，吴玉良带着中共中央的重大决定抵达。此刻，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一个早已预料到的消息。

中国历史上，遇有重大战事进展不顺时，常用的解决手段就是更换将帅。

而对之前统兵将领的处理，要么是阵前斩将，像是乾隆平定大小金川之战，一次战役不顺便赐死军机大臣讷亲、斩首川陕总督张广泗，哪怕二人曾经有再多的功劳，战事有再多的客观不利情况；要么是温柔点的阵前免将，原来的将领或革职处理，或调任闲职，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再度出山，甚至有的不仅一雪前耻，还获得了更高位置。

这种历史惯性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一月份的时候，“湖北换帅”“换帅”的呼声就已经在民间传开。人们相信，如同17年前的“非典”一样，这个城市之所以陷入不幸是因为城市的执政者无能，这个城市需要一个新的执政者来扮演英雄。

不过的执政者们倒是可以松一口气，这位吴玉良并不是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而是中央组织部新任副部长吴玉良。

事实上，对“换帅”的预感不只来自民间。封城后的第三天，一位领导戴着口罩走进央视的直播间，接受女主持人董倩的采访。

面对董倩“决定封城时有没有压力”的提问，这位领导先是顿了一顿，然后用浓厚的湖北口音答道“这种封城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可能把疾病阻断，但会在历史上留下骂名。”对此，他“承担什么责任都可以”“愿意革职以谢天下”。这时，他或许已经做好了引咎辞职的准备。

有些意外。不同于以前换政府一把手或者副职的套路，这次是真正意义上的换帅。吴玉良在湖北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宣布，免去马国强湖北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职务，任命王忠林为湖北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显然，这与当下强调党委一把手“第一责任人”有关。

这一天，距离马国强上任市委书记仅仅过去了572天，这是马国强职业生涯中最短暂的记忆，出身财务会计的他，一定会将这个数字永远记在心里。

坐在干部任免大会现场主席台旁边的新任市委书记，在济南市委书记任上也不过刚满600天，不过他早已习惯了这种频繁的岗位调整。虽然仅比马国强大一岁，但他简历上仅基层经验就可以写满两页纸。

500多天前，马国强当选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并进行宪法宣誓。企业高管出身且又长期从事财务工作的马国强，喜欢金色的领带，而且是那种闪闪发光的金色，这与常用蓝色或者深红色领带的传统官员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刻，封城，所有车辆和人员不得离开半步，其他省市也早已将到访人员和悬挂鄂A牌照的汽车视为大敌。一个春节没有回家的马国强，能不能顺利的回到他在上海的家，我们不得而知。

青青子衿

还好，4月8日解封，离汉人员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就可以离开。不过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离开，他的四年青青子衿的大学时光就是在这度过的。

1980年，17岁的河北定州小伙马国强通过了那个年代极为残酷的高考，来到了喻家山下的华中工学院，据说那一年的高考录取率仅有8%。

定州古称中山，不过马国强并没有那位总是宣称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的刘皇叔长得有福相。他穿着朴素，面色略黑，头发乌青，五官长得中规中矩，总之，这是一张低调的不能再低调的面相。

华中工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相比“八大工学院”中的另外七家，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安分的工科学校。恢复高考后不久，华中工学院就立即想法设法争取到了国家物资总局的支持，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物资管理工程专业。马国强和他的另外81名同学就是这个专业的第一批本科生。

中国的近现代史告诉我们，遇到新事物出现时，一般上车越早越好。正如国民革命期间第一波去黄埔军校的，改革开放后第一波下海的，房产制度改革后第一波玩房地产的······

马国强和他的同学们也迅速的品尝到了“先上车”的红利。作为中国最早的管理专业毕业生之一，他们很早便功成名就，成为了学校的知名校友，他们每一次官职的变化、每一次创业项目的落地，都成为学校论坛和宣传画册上的焦点。

17岁的马国强并不是班上最年轻的，一个叫汪潮涌的湖北靳春人，以15岁的年龄，成为那一年整个华中工学院最年轻的学生。华中工学院可能想不到，这个乳臭未干的男孩，日后会成为学校有史以来最大的个人捐款者。

不只是华中工学院，当时谁又能想到这两个尚未成年的学生，有朝一日会分别成为中国最大钢铁企业的董事长和中国的“创投教父”呢。真是“丈夫未可轻年少”。

在雷军和陈东升分别向同城的大学捐款1亿元后，汪潮涌的亿元捐款为华中科技大学挽回不少颜面。值得一提的是，疫情发生后，汪潮涌左右斡旋、出钱出力，甚至在自己的公司成立“抗击疫情支援工作组”并亲任组长，为家乡抗疫可谓是尽心尽力了。

不幸的是，培养了市委书记的华中科技大学，自己却在这场疫情浩劫中损失惨重，五位教授因此去世。

学业成绩优秀的马国强，并不想直接步入社会。1984年大学毕业后他选择负笈北上，来到北京钢铁学院读研，他的人生第一次与钢铁产生了交集。

这一回，马国强再一次做了“先上车”的那个人，他成为了北京钢铁学院MBA类型研究生班的第一期学生。同班的汪潮涌，则更是成为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第一批学生。历史果然偏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但历史也从不亏待埋头苦干之人，也在这一年，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一个山东小伙，选择回到家乡，从一名基层民警做起，三十多年后，他将与马国强在的一个会场相遇。

读研期间，获得公派赴美留学机会的汪潮涌，带着从清华大学借来的1000块钱，远渡重洋，开启了他纵横资本市场的快意人生。

马国强则选择留校任教，这时他的身份是北京钢铁学院管理科学系财务与会计教研室教师。

“青椒”马老师

现在初执教鞭的高校青年教师常自嘲为“青椒”，马国强在当年也是一颗正宗的“嫩青椒”，因为他才26岁。

幸运的是，“嫩青椒”马老师并没有太多的科研压力，那时，核心期刊还没有成为“紧俏物资”，“XX杰出青年”“XX学者”“XX计划”这些今天要让“青椒”们挤破脑袋才能抢到的学术“帽子”，也没被发明出来。

但马老师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是一个优秀的大学教师。只不过他不愿做空谈理论的书斋先生，他所有的研究旨趣都在企业财务管理的实际运作。

早在河北邯郸钢铁厂还没有成为全国降成本的标杆企业之前，他就在承担的科研课题《邯钢成本管理现代化》中提出过极为独到的见解，这为他日后在宝钢能迅速建立一套成本管控体系帮助莫大。

他还在国内较早的提出环保与经济同步发展的理念，他的《环境保护对成本理论的影响》课题，获得了国家“优秀科学技术进步奖”。

马老师的运气一直不错。此时已经改名为北京科技大学的北京钢铁学院与号称是“欧洲麻省理工”的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早在1979年就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教师进修。就这样，刚过而立之年的马老师被公派到亚琛大学进修了两年财务。

这段经历，日后让马国强成为了中央企业中为数不多的有留学经验的高管，更是极为少见的有留学经验的中央候补委员。要知道，中国政界有留学背景的主要还是“20后”“30后”中留学苏联的人。

两年的进修很快结束了。马国强作为杰出青年学者，又有“海龟”身份加持，很快便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职位——北京科技大学财务与会计教研室主任、财务处副处长。

可这时的马国强可能并没有因此兴奋太久，因为他的职业生涯即将迎来一个重大转折，正是有了这一次人生发展方向的重新设定，才有了后来为我们所熟知的马总、马董事长、马书记。

宝钢财务部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宝山钢铁厂基本完成了基建工作，这时它已经是全世界设备最先进的钢铁厂之一。但宝钢内部管理问题却迟迟未能满足企业现代化生产的需求，因此当时的宝钢领导提出了“以市场为导向，以财务为中心”的管理改革，大幅提高财务工作在整个公司管理中的作用。

也是在这一时期，马国强的北京钢铁学院校友，时任冶金工业部长的刘淇提出了“应当把财务管理放到企业管理的中心地位上来”。

“治国经邦，人才为急”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此刻的宝钢开始在全国各地搜罗财务人才。

1995的初夏，宝钢一个调研组来到北京科技大学，他们无意间发现32岁的“青椒”马老师是一个即熟悉理论，又对钢铁企业财务工作有着深入了解的人才，尤其是马老师在德国亚琛大学进修时着力研究的成本系统问题，更是宝钢当时急需的。

双方一拍即合，马老师迅速转换角色，成为宝钢计划财务部的处级干部。作为一个常年关注实务的青年教师，他实在无法拒绝国内最先进、最有前途、最有想法的钢铁企业递来的橄榄枝。宝钢也没有辜负马国强的期待，直接让他担任财会成本系统开发组组长，负责所有成本系统开发事宜。

“资格为用人之害”，多少本应大有作为的青年人，就在所谓的论资排辈中消磨了时光，耗尽了激情。历朝历代都有身居庙堂的人感慨天下无可用之人，熟不知“人才乏于上,则有沉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

此时的宝钢财务部，像是一个吸引人才的强力磁铁，将全国各地的财务人才吸到了上海。

因为在一场冶金工作会上发言精彩而被宝钢董事长黎明十分欣赏的艾宝俊，也在这时从东北大学的副总会计师的职位来到宝钢担任财务部副部长，成为了马国强的上级，并且这个上级一直当了十多年。

刚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本科毕业的陈缨，成为了马国强的下属，他们两人的关系更像是老师和学生。日后，她将成为马国强的得力干将，32岁时接替马国强成为宝钢股份公司的财务总监，在马国强离开宝钢赴任武钢总经理之际，42岁的她获任宝钢集团副总经理。

与马国强同岁的周竹平已经是一个“老钢铁”了，他从鲁中冶金公司财务处副处长调任宝钢，任财务部资金处副处长。当时的周竹平仕途要比马国强更为顺利，马国强后来正是接替周竹平副处长的位置。

21岁的吴琨宗刚从华东冶金学院毕业，此时他还是财务部最年轻的兵。现在他已经是梅钢的总经理。

稍晚一点来到的财务部的朱可炳，他入读东北大学那一年，正是艾宝俊离开的那一年。43的朱可炳，后来将成为最年轻的副部级央企总会计师。

这样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宝钢高层的坚定支持下，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工作，也给他们尽情展示才华的舞台。所谓风云际会，大抵就是这个样子吧。

马国强没有让任何人失望。

1996年，震动宝钢上下的财会成本系统开发的大幕开启。当时宝钢的财务管理主要是面向银行、税务、投资者的普通会计业务，而为现场管理者提供决策服务的，对信息的数量及处理功能要求更高的成本会计业务则非常少，且是和普通会计混在一起。

马国强对钢铁企业财务管理有着极深了解，又在德国亲眼看到过现代化企业的成本会计工作模式。于是，他提出将成本会计与普通会计相分离，并亲自操刀这场“外科手术”般的改革。

任何改革都会遭到现有体制的强烈反弹，这次也不例外。成本会计系统在其他部门看来是十分霸道的扩权行为，因为这要求所有部门在完成工作的同时，必须在系统内输入一定会计所需要的信息，这直接挑战了传统的财会部门与业务部门两条线的操作模式。

但马国强的理念最终得到了高层领导认可。比原计划提前1年上线的财会成本管理系统，使宝钢的财务管理充满了现代化气息。

马国强本人也在这次财务改革中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一次突进。调任宝钢仅两年的马国强，成为宝钢财务部副部长。原来的副部长艾宝俊则更是飞黄腾达，直接破格升任宝钢集团总经理助理，随后很快又成为宝钢集团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这一年他才38岁，加入宝钢才5年。

在艾宝俊和马国强这两位学者出身的财务人员的主导下，财务部有着与其他部门，尤其是炼钢厂完全不同的风格，低调沉稳、温文尔雅，喜欢用数字、程序说话，擅长于处理各种细枝末节的数据。

未来，他们将与其他宝钢才俊们一同成为“宝钢出品”的优秀官员，一同或者分别创造属于各自的历史。

宝钢上市

时间到了2000年，作为国企改革的急先锋，宝钢集团到了进入资本市场的冲刺阶段。宝钢集团将部分优质资产装进了宝钢股份公司，准备将宝钢股份公司推向A股市场。

这个当年资本市场的“航母”——总股本和流通股本均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挂牌上市，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让我们来看看此时宝钢股份公司上市“指挥部”的成员们吧！

素有“中国钢铁界铁娘子”之称的谢企华，宝钢集团总经理、股份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62级，56岁。

艾宝俊，宝钢集团副总经理、股份公司总经理，东北大学79级，40岁。

欧阳英鹏，宝钢集团副董事长、股份公司副董事长，49岁。

李海平，股份公司副总经理，东北大学78级，49岁。

徐乐江，宝钢集团副总经理，江西理工大学78级，40岁。

何文波，宝钢集团副总经理，东北大学78级，44岁。

葛红林，宝钢集团副总经理，国防科技大学78级，43岁。

戴志浩，宝钢集团总经理助理，上海交通大学79级，37岁。

马国强，宝钢集团财务部部长、股份公司财务总监，华中科技大学80级，37岁。

周竹平，股份公司董事会秘书，浙江冶金79级，37岁。

“总指挥”谢企华何其幸运！她的麾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而且平均年龄仅有41岁，正是能征善战之年。将帅略不世出，三军闻令用命，宝钢焉有不胜之理？！

“指挥员”们何其幸运！他们幸遇伯乐，适逢明主，在最美好的年华干着最具荣光的事业。一个人要积攒多少幸运币，才可以买到“遇到伯乐的机会”和“干事创业的平台”啊？！

马国强们并没有辜负这份幸运。以日行千里回报伯乐，是对知遇之恩最好的报答。

谢企华是颇具传奇色彩的女企业家。她参与了宝钢这个国家级工程的所有建设过程，宝钢在她的带领下成为世界钢铁航母。她作风硬朗、雷厉风行，经常把男下属训斥的抬不起头。像很多东方国家的女强人一样，她选择“嫁”给了事业，终身未婚。

马国强将全部心血倾注到宝钢股份公司上市的每一步中。财务尽职调查、资产评估、财务数据测算······每个细节他都关注，每个工作他都亲历推进。

据媒体报道，在一次重要的研讨会上，为了至关重要的股票收益这个数据，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与会者争得面红耳赤。马国强带领上市小组运用了大量有说服力的数据来分析、论证自己的观点，使众人心悦诚服。

就宝钢集团是部分上市还是整体上市，以及哪部分资产上市的问题，前后共制定出了七八套方案。是他反复推敲、严密论证，最终确定了可行方案，得到了大家认可。

依靠各种各样的财务数据，进行详细的分析，提出若干方案，然后利用各种理论、实践经验与逻辑判断找到一个最优解。这种近乎于学术研究中实证研究的问题解决思路，成为马国强的秘密武器。

2000年12月1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内人头攒动，宝钢股份这一资本市场的“航空母舰”横空出市。随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字逐渐稳定在发行价左右，马国强松了一口气，他成功了。

成功的回报也是颇为丰厚的，2001年3月，马国强升任宝钢集团副总经理。这一年他38岁。

钢铁侠

2001年到2013年，马国强在宝钢干了12年的副总经理级高管，先后任集团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宝钢股份公司总经理。这期间，他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企业财务管理者。

同时，对钢铁行业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他对这个产业的上下游情况、国内外发展都有着深入的了解。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极为出色的冶金行业财务高管。

在十年前的一次演讲中，主持人对马国强的评价可谓中肯：“马国强先生长期从事资本及财务管理、预算管理、成本管理和风险管理等工作，宝钢联合重组后，马国强先生在推进宝钢股份上市、建立企业经营者绩效评价体系以及宝钢集团整体风险管理等工作中发挥了主要领导作用。”

而我们在上文提到的那个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山东小伙并没有这么幸运。他在基层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他当过干事、侦查员、交警队长、基层公安局长、检察长，他没有机会见到上交所的金碧辉煌，更没有和外资银行高管喝过咖啡，他见过的更多的是卖东西缺斤短两的小商小贩、干活偷奸摸滑的包工头、报表胡乱填写的基层小吏、工作互相推诿卸责的基层衙门······在马国强成为位于魔都的世界级钢铁企业副总经理的时候，他才管理着鲁南的一个区县。

马国强十分幸运，在上海摩天大厦的办公室里看财务报表，远比管理一个基层区县简单、舒心的多。

马国强也是一个可靠的执行者，在作为副手的十多年里，他兢兢业业的完成着一把手给定的任务，为宝钢的业务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财务支撑。这期间，马国强也是宝钢在金融领域扩张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他主导投资入股太平洋保险，成为太平洋保险公司当时最大的股东。但这段扩张史，也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后来宝钢又曾大规模的退出一些金融企业。

大部分国企高管，在干了12年副职之后，等待他们的大多数结果是退休。但马国强不一样，他任副职的时候才38岁，他有大把的时间去等待机遇的出现。

回到

2013年，钢铁集团董事长邓崎琳已经62岁，为这个钢铁巨无霸寻找下一任领路人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

此时，邓崎琳已主政武钢近十年。这位热衷于迷信活动、权色交易，喜欢住宾馆，爱好一个人在泳池独自游泳的董事长，在位期间，政绩乏善可陈，武钢在他手中从神坛逐渐跌落，在宝钢等新兴国企与诸多民营钢厂的夹击下步履维艰。

马国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委任为武钢总经理，辅佐董事长邓崎琳，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来准备接替邓崎琳的。

虽然马国强此前当过宝钢股份的总经理，但是宝钢股份是宝钢集团下的一个纯粹的炼钢企业，而武钢集团是一个包含炼钢业务的巨大综合体，这里面甚至还有媒体、学校、物业、旅行社等各种千奇百怪的组织。总之，这对马国强来说是一个崭新的挑战。

2015年5月，马国强接任武钢董事长。8月，邓崎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就在这一年，马国强的老上级，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也被调查。从马国强进入宝钢的那一天，到07年艾宝俊离开宝钢出任上海市副市长，他们一直是合作密切是上下级。

同是学者出身，同是38岁升任宝钢副总经理，同样的晋升路径，同样是财务口出身的钢铁集团总经理······

曾经如此相似的二人，却走出了不同方向的路。其实，关于路的选择，艾宝俊早就确定好了。宝钢股份公司上市后，聪明的艾宝俊迅速发现资本市场的致富法门，他开始将手中的权力在资本市场上兑现。最后，“玩弄权力者必将被权力玩弄”这个警句也被兑现了，艾宝俊和他的妻子、儿子先后因为权钱交易、操纵市场等问题身陷囹圄。

据媒体报道，宝钢的核心领导层大多是从生产一线打拼出来的，他们普遍工作能力强，作风极为严厉。但是学者出身，又长期从事财务工作的艾宝俊在宝钢却出奇的低调、温和，始终保持着一副学者派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爱财，他只是选择了一种更为隐蔽、看似更为高明的敛财手段。

言归正传，并不是每个马仔都会掺和大哥的那些破事，马仔也是有底线、有人格的。艾宝俊的问题并没有牵涉到马国强，马国强的仕途将在开启一段新的历程。

“一把手时代”

现在的武钢进入了马国强时代，马国强则进入了“一把手时代”。和他一同进入“一把手时代”的，还有上文提到的何文波，也在这一年的5月，何文波被任命为中国五矿集团董事长。比他们都要年长的葛红林要早一点，2014年10月，葛红林从成都市长调任中国铝业董事长。

马国强在这之前并没有当过一把手，他之前的职业角色都是服务、配合一把手的。习惯于当高参，没有过太多决策经验的他，或许花了不少时间来适应现在这个角色吧。

其实马国强的运气非常好，虽然是初任一把手，但他在宝钢干过十几年，而两年的接班过渡期又让他对武钢的工作也比较熟悉，这样的人事布局是多少领导梦寐以求的啊。

马国强的职业生涯中一直是吉星高照，他从没被委任过临危受命、力挽狂澜这种高风险、高收益的工作，凭借财务管理一门绝技便走上这般高位。当然，这般运气在五年后的没有了。

但这时的武钢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钢铁行业下滑，产能严重过剩，前任董事长邓崎琳涉腐落马，马国强需要带领武钢走出这段“至暗时刻”。

马国强的药方很简单，习惯于和数字打交道的他，认准了一个方法，那就是钢产量必须和用工数量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宝钢产量比武钢大，但宝钢用工数量不到武钢的一半，那么方法就是武钢减人，当然，在正式的“处方”上这叫做“人力资源优化”。

随后是数以万计的武钢职工被当做武钢的劳务派遣工，派遣到协警、保安、物业等各种各样的岗位上。他们不叫下岗职工，而是叫做富裕职工。

这个药方起了多大的效果我们不知道，因为马国强在一年后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钢铁行业的去产能与国企联合重组擦出了火花，2016年，中央决定将位于长江中游的武钢与位于下游的宝钢整合，组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

这将是世界第二、中国第一大钢铁集团，可谓是“中国神钢”，谁来担任一把手自热是万众瞩目。很明显，我们前文提到的徐乐江，也就是时任宝钢董事长，呼声是最高的，毕竟资历比马国强高，且是业务口出身，宝武钢铁的总部又设在上海。

但是出人意料的一幕发生了，大结局是马国强担任“神钢”的董事长，53岁的他此刻将第二次离开。而总经理是杭州钢铁厂出身、长期担任浙江省领导的陈德荣。徐乐江在被“待安排”两个月后，短暂的出任工信部副部长，随即调任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

从之前的异常低调，到现在逐渐增加的媒体曝光率可以看出，这时的马国强已经适应了角色的转换。他也习惯于将自己对钢铁产业的看法向外传达，并不时对国企改革等宏观问题发表下意见。

但他还是那么低调，报道他的记者一定会失望，这个巨无霸企业的董事长不会讲出什么金句妙语，也没有什么“包袱”，一切都像是在背事先写好的讲话稿一样。相比很多强势的董事长，他也没什么特别的观点，特别的做法，他治下的企业也是不温不火、平平淡淡。总之，他不是一个好的写作素材。

商而优则仕

2018年3月，市委书记陈一新接替王永清，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马国强迎来了仕途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年仅55岁的马国强回到，出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作为中国中部最大城市的一把手，职业生涯的想象空间远比一个国企董事长要大。陈一新前面做过市委书记的，有现任云南省长阮成发、湖北政协主席杨松、工信部部长苗圩、中央综治办主任陈训秋、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黑龙江省委书记钱运录······

但他没有任何骄傲，马国强还是有一如既往的低调，并且与传统一把手有明显不同的是，他并不急于提出自己的施政理念。从公开报道看，在马国强上任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市委鲜有事关未来定位与发展目标之类的决策出台。直到2019年9月，市才提出要在2021年建党100周年时，“四个中心”建设要取得明显进展。

“四个中心”的定位大概是6年前由马国强的华中工学院79级师兄，时任市长唐良智主推的《2049远景发展战略规划》中提出的目标。2019-2021只有短短两年的时间，难称什么远大的发展定位。“明显进展”这个词更是模棱两可。

在谈到营商环境治理时，马国强说了句“谁破坏的营商环境，就砸谁的饭碗”。这被媒体当做一大热点，并冠以“市委书记撂狠话”的醒目标题。其实这种“谁XXXX，就砸谁的饭碗”体口号在各地官员口中屡见不鲜。早在2018年，济南市副市长孙斌就讲过“谁破坏营商环境，就砸谁的饭碗”。

这样的低调本身并没有问题，在城市发展没有遇到什么重大问题的时候，这种低调反而是十分可贵的。如果最初的方向是对的，那么“一个领导一个想法，一个领导一个提法，一个领导一个搞法”的执政思路显然会给这个城市留下一大堆“烂摊子”，这时候，“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就是最好的选择。

本来，的发展就是沿着一个可靠的蓝图在前行，但历史却在这时给马国强出了一道蓝图之外的题目——疫情。

随后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

1月20日，马国强在有关疫情的公开报道中第一次出现，这一天，市成立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1月31日晚，白岩松在《新闻1+1》节目中连线马国强。面对白岩松“现在的各种资源扛得住吗？”的提问，马国强答道“所有的医用物资现在都处于紧平衡状态，就是不能保证时时刻刻都能充足”不知道正在执行他决策的上万个一线防疫人员是否听得懂“紧平衡”这个词，毕竟这里不是上交所，不是财经论坛。

也是在这次采访中，面对白岩松的提问，马国强来了一段内心独白似的回答“这一段时间我是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早一点决定，采取像现在严厉的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要好的，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会小，也会让党中央、国务院少操心。我想还是紧张。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重大的挑战。这场挑战是一场战役，是看不见敌人的战役。”这段内心独白似的讲话，是他历次接受媒体采访中的最有特点、最有个性的一次。

曾经，面对钢铁行业下滑，接受央视采访的宝物钢铁董事长马国强曾说道“希望社会能够再给我们钢铁行业一分钟，在这一分钟里面我们会做很多工作，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

但是这次面对疫情，不知道有没有愿意再给他一分钟。

回到原点

2月13日，一把手交接。那个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山东小伙，那个在炎热的中午自愿加班执勤一小时的交警，那个在基层区县打拼了十多年的父母官，接替了马国强的位置。

马国强此刻已不再是副部级官员，他如同40年前一样，是一个市民马国强。

40年前，17岁的马国强，来到的喻家山下求学，这是他宦游四海的原点。人生总是很奇怪，很多时候跌跌撞撞、兜兜转转，看了那么多风景，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

但这一次，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还会再从这个原点出发，也不知道他以什么方式出发。

在写到蒋超良的时候，我心中猜想这位饱读诗书的银行家被免职时心里一定会想起“狭路相逢宜回身，往来都是暂时人”这句诗。但现在我并不知道这个熟稔于数字、钢铁的人心里会想到什么诗。

但按照惯例，民仲平还是想在文末留下一首诗。

900多年前，苏轼从定州被贬官至岭南惠州，还不知道荔枝美味的东坡先生，曾写下一首词，截取几句吧：

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