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内容中“连我这种‘身经百战’的人都要当逃兵”，“保守估计，此次感染的规模是SARS的十倍起跳。
”这两句话引爆了舆情的讨论。
（身经百战和香港记者再次同框）时值疫情暴发初期，迅速行动起来的是商业媒体和诸多自媒体，很快精简整篇报道，剔除了比较专业的，还有具有传播风险的内容，主要传播“十倍起跳”，和“连专家都害怕了”这两条内容，随后还有些媒体开始传播“封城效果存疑”（1月23日凌晨2点，宣布封城）这个内容，都来自于对管轶的采访。
民众骤然陷入了由媒体主导的恐慌情绪中。
然而当时除了湖北地区，疫情的全国性暴发还没有开始，大多数湖北省以外的舆情迅速冷静下来，不少人觉得疫情没有多严重，虽然当时钟南山已经明确提出“人传人”，但是并没有否定之前“可防可控”的论调，当时的舆论注意力还在春节这个“重要事件”上，所以之后在一些媒体又借机以“批评管轶”来进行第二波内容传播，目的也许是为恐慌灭火，也许是乘机继续收割流量，总之当时没有人意识到疫情的严重程度，“批评管轶”引来了强烈的舆论反馈。
结合之前的“逃兵”，“十倍起跳”这类内容，网络舆情这时候更多是一种骤然恐慌后的情绪宣泄。
管轶被迅速打上“逃兵”、“国外势力”、“危言耸听”等标签，受到攻击。
随着疫情不断扩散，终于随着“新冠肺炎”这个官方称谓的确定，疫情成为全国性的超级大议题，而此时的民众，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议题，谣言，辟谣弄得倦怠了
部分舆论开始肯定管轶教授的工作，反思之前的一些错误言论。
然而这样的舆论并没有像之前一样很好的传播，很多之前“批评管轶”的传播者，也在考虑保护自身公信力。
所以基本上这个舆情事件算是草草收场了。
获利的，是收割了几波流量的媒体、自媒体。
受损的是管轶教授的公共形象和公信力。
而如果不是被商业媒体抢先一步，而是我们的官方宣传来操盘，管轶教授在此次疫情中，将会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我们可以来看看“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得主”、“抗击禽流感英雄”、“香港大学科学家”（国家太需要一个在内地有突出贡献且与香港有关的形象了）
然而，官方宣传天生的慢十拍，管轶教授接受采访时不适当的表述，商业媒体敏锐的反应，最后塑造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形象，当舆情事件引起相当多的负面反馈时，官方宣传也只能默不作声。
这是一次有波折的舆情事件，对于这次舆情的主要传播者诸多商业媒体与自媒体来说，算是在流量上大获全胜，代价不可谓不小，只是一个“非典型公众人物”形象的奔溃而已（如果没有此次疫情，管轶教授不会成为公众人物的）。
讨论舆论传播的问题，不能去谈是非对错，而通过梳理“管轶‘逃兵’”舆情事件，我想讨论的其实是如何面对当今商业媒体这样的传播手段，不管是对于公众人物来说，还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管轶教授走到公众之前的时候，并没有当公众人物的太多经验，曾经面对的大多是官方媒体，所以这次在面对商业媒体时，放松了警惕，很多人觉得面对官方媒体时要谨慎不能说错话，但这只针对于屁股坐错位子的人来说，一般的官方媒体并不是唯流量论的，所以会在信息上多做取舍，不仅照顾传播内容的正确性，也会照顾内容提供者的形象。
而这次财新网的报道，就把“我都当了逃兵”当做新闻的第一句话，当然，这种个人化的表述最能引起受众的注意力，但是是否会损害内容提供者的形像，考虑这种问题，对于商业媒体来说就不专业了。
而这种最先接受的信息，就容易成为之后判断所有信息的准则，大部分受众是难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只能接受媒体的引导。
但是在对任何内容进行反馈的时候，保持理智与冷静去对待媒体塑造诸多的形象，这个权利还是在公众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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