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吹不黑，网民群殴高福合理吗？

我们通过梳理对比海量信源

挖掘分析大事件中最关键的信息

看热点抓重点，就在“媒体炸鸡”

2月16日，关于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被中纪委调查的消息，传遍网络。随后被辟谣——中纪委官网并无消息。高福本人回应，自己正接待来自国外的专家。

这则谣言其实很拙劣——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后，中纪委出面调查一名技术官员，是并不常规的做法。但它也显示了一种舆论——疫情发生后，对高福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其中不少谣言。当然，以高福同僚、学生以及疾控专业人士为主的人，则多有辩护之声。

这些信息夹杂着各自的立场，难免偏颇，那么真相是什么？这篇文章会告诉你，除了部分自媒体为黑而黑的低级质疑，高福和疾控真正需要回应的问题是什么。

关于几条信息的判断

1、

高福说不会人传人？

高福身为疾控总负责人，却声称不会人传人，这是一些自媒体文章中列举的主要罪状。

人民日报旗下的《健康时报》也写道：此前，高福作为专家组赴考察，认为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

评析：我们查阅了大量报道，未发现到高福有上述明确发言，媒体从某种渠道得到了上述信息？不得而知。也欢迎网友补充。

更重要的是，结合《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披露的信息可发现，卫健委专家组一共有三批。

• 第一批是12月31日去的，组长是中国疾病中心传染病实验室徐建国，成员有北京地坛医院李兴旺、中日友好医院曹彬。下图为证，来自医疗媒体“医学界”。

• 第二批是1月8日去，16日回来的。成员有1月10日对媒体说“可防可控”，后来被感染的王广发，还有地坛医院的蒋荣猛、北大人民医院高占成、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原副主任杨维中等。

• 第三批是1月19日去的，包括高福、钟南山等，也就是这一批去后，马上公布了人传人。那么，说高福去考察后宣传“未见明显人传人”，证据在哪呢？经济学家华生曾披露说高福在1月10日去过，这一次么？2、

高福为发论文隐瞒人传人？向国外泄露数据？1月29日，高福等人在《新英格兰医学》发布论文，称通过分析案例发现，12月就可能存在人传人。大批网友、自媒体借此批判其沽名钓誉，直到今天这种声音还广为流传。评析：我们查看了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动力学》全文，结合多位论文参与者的回应可发现——这是回顾性研究，即事件发生后，把以前的案例搜集起来得出某种结论。

高福学生、同事的话信不过，香港专家的话可信了吧？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本恩是论文参与者，他在1月31日对媒体称，研究团队在过去几天才获得这些结果的。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对媒体的回复称，该论文在提交几天后（justdays）便予以出版。也就是说，这不是很早就写好的论文，而是近期写好并紧急出版的论文。

逻辑上，要说疾控中心隐瞒了人传人，也不能以这篇论文作为依据。

至于向国外泄露数据，就更是缺乏常识了。科学家通过发论文，告知国外同行最新研究过程、成果，这恰恰是负责任的表现，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操作。3、

高福说儿童不易感？这也是个主要质疑点，比如有权威媒体文章就来了个对比：

评析：我们去查了这场发布会的原文，高福谈到这个问题时原话是：

“我开始也说了，还是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它进行进一步研究，比如您刚才说的，它对儿童、对年龄比较小的人的影响如何，就目前的流行病学和目前的认知来说，确实不易感。谢谢。”

注意哦，高福发言时，连续说了两个限定性条件——就目前的流行病学、目前的认知。而当时报道出来的儿童感染确实是极少，原因很可能是儿童比较少出门，较少暴露。这段话在后来传播过程中，直接被媒体去掉了前提，以“儿童不易感”为标题广泛传播。

专家的结论，只能基于当时的信息，并说得尽量保守些，但高福的发言没考虑到媒体传播的特性，显然他不是媒体专家，没做到足够谨慎。

4、

高福是兽医出身没学术水平？高福1983年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兽医学学士学位，兽医？这招致很多黑点。

评析：这也是为了黑而黑，掐头去尾的操作。实际上高福同志也不满足于兽医这个专业，本科毕业后，随即考了北京农业大学微生物学与动物传染病学的硕士。显然，他的志向不是去给母猪接生，给猫看细小，而是专注于动物传染病与病毒，这不正好和抗击冠状病毒对口吗？

查大量学术资料和媒体报道可发现，高福还有大量文章发布在《科学》、《自然》、《细胞》、《柳叶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都是顶级学术期刊，难道说，他们集体配合高福造假？如果高福这么厉害，也算是个人才。

在实操经验中，高福和他的团队有如下成果：

• 破译H5N1病毒从感染禽类转为感染哺乳动物的机制。

• 溯源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是一种新型的重配病毒，与长三角地区的候鸟和家鸭有关，因而呼吁关闭活禽市场，作为应对2013年人感染禽流感疫情的防控政策。

• 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爆发后，实病毒不存在此前研究认为的加速变异现象，消除了全球疫情防控机构的恐慌。

……

好了，再列下去，我们就有为高福洗地的嫌疑了。

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为何一个如此优秀的人，没能及时在新型冠状病毒早期起到刹车的作用？

重要的时间线

其实，简单梳理时间线即可发现，在疫情早期，高福和他的团队既有神一样的表现，也有迷一样的时间。

12月31日

卫健委和中国疾控第一次介入疫情，卫健委派出专家组。注意，根据多家媒体报道，此时一些基层医院早已发现异常病例，并向当地疾控上报，有些案例没有华南市场暴露史，但目前不清楚这是当时知晓，还是事后知晓的。而专家组随后做出了必须有华南市场暴露史才能确认上报的诊断标准。

1月2日

卫健委通知WHO和相关国家地区，中国疾控完成基因测序。

1月3日

北京卫视节目透露，中国疾控病毒测序团队3号起就开始工作。

1月6日

根据北京卫视节目拍到的疾控中心内部工作截图显示：分离到新型冠状病毒是在1月6日。当天，中国疾控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1月8日

中国疾控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此次疫情病原体。也是在这一天，第二批专家组来到。

应该说，中国CDC这次在确定病原上是非常迅速的，我们对比SARS，2002年12月底发现病例，2003年2月，当时的中国疾控还在坚持病原是衣原体的结论，直到4月才改过来。

但接下来就比较迷惑了。

1月10日晚

专家组成员王广发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目前病人的病情和整体疫情处于可控状态，大部分患者病情属于轻到中度。

但实际，据多家媒体事后报道，当时已经有不少临床医生质疑专家组定的诊断标准过于严厉，可能导致误诊，而且有医务人员感染，但王广发称自己在没看到。

1月14日

中国疾控的专家徐建国告诉《科学》杂志，疫情可能在下周结束。

1月15日

协和一名患者确诊。事后证明其共导致1名医生、13名护士感染。当天，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陆俊也出现症状。也在当天，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专程赴，中国疾控的响应升级到一级，最高级别。

1月16日

王广发返京后发热，21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

1月19日

钟南山和高福等抵达再次进行调查。

不同体系、不同地方的专家、机构，出现了不一致的判断，这是为什么？而高福本人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持什么样的观点，中国疾控做了什么？他的观点能起多大作用？暂时未见媒体详细报道。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后来回应称：

“我们最初获得的27个病例，其中26个病例都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只有1个没有，所以当时作出患者‘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感染’的推测是占上风的。另外，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方法在1月11日之后才逐渐使用。在这之前，无法对病例分类，因为这个季节流感、腺病毒感染也很多。如果一开始不把暴露史作为优先标准，就会造成很多misclassification，也就是流行病学中说的错分。”

所谓错分偏倚（misclassificationbias），是指由于研究中资料收集不准确或不完整，造成对研究对象的暴露程度或疾病结果的错误归类，影响结果估计的有效性。

但这个回应没有解释，在出现不少非华南市场疑似病例、医务人员疑似病例后，为什么没纠正过来。

疾控真正需要向公众讲清的问题

其实，《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论文已提到，高福等人论文中最早的病例，是通过“不明原因肺炎”监测机制发现的。

在非典之后，国家建立了不明疫情的直报机制，不明肺炎是其中一种，从12月中下旬陆续发现病人，直到1月20日，长达1个月的时间里，它似乎没完全起效。

关于它的作用，还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 第一种：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工焕表示，中国疾控中心有专门监测系统，每天写分析报告，而且不是逐级报告，医院在网络系统中点击了报告病例，中国疾控中心就应该能收到。

• 第二种：

但中国疾控中心现任副主任冯子健则说，新型冠状病毒（当时）未列入法定传染病，无法使用两个小时直达国家层面的网络直报系统。调整网络直报系统设置、人员培训需要一个过程。

针对1月16日一些医务人员感染治疗的消息，他回应说，不是特别清楚CDC是否收到信息，他还说，数据上报层级很多，包括国家级、省级、市级、区级。“数据上报有个过程，这个过程我没有详细了解”。

上述问题，直到今天还没解答清楚。

除了疑似高福学生的发言，经济学家华生昨日发布了一篇广为传播的文章，为高福辩护，其中提到：

“去年12月30日，高福在睡前上网刷传染病信息时，才偶然发现市卫健委内部发紧急通知的传闻，他随即打电话给市疾控中心负责人了解情况，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立即问他们案例早已超过三例必报的预警门槛，为什么这么多天来从未向网络系统直报？华生称，据知情人说，正是从对方含糊的解释中，高福感到问题不小，自己责任重大，于是不顾时间已晚，连夜给国家卫健委多名领导分别打电话报警。”

怎么看华生的这条信息？

• 华生本人在80年代是非常顶级的经济智囊，是价格双轨制的开创者之一，他的夫人更有名——中国文联主席铁凝。我们倾向认为，华生的说法虽然没提及任何信源，不是基于调查分析后的严肃新闻报道，但鉴于他本人的角色、社会地位，其信息有重要参考价值，可能反映了事情某个侧面，起码比普通大V的更值得一看。 • 中国疾控的最高负责人，甚至需要网上冲浪才能了解到信息，本身说明我们的疾控体系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而身为疾控中心负责人，在这一过程中是怎么掌控国家的疾病信息体系？有没有责任？还是说按体系内的安排他做不了太多？这些信息，外人无从得知。

恐怕，这也是为什么最高层最近提出要“深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

现行地方疾控中心隶属于各级卫健委，主要向当地卫健委和政府汇报。而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38条，向公众发布疫情的责任主体是卫健委。

疫情发生后，有很多基层疾控人员诉苦，经费不足，大量合格人员流失，导致很多工作不到位。去年10月发生的内蒙古鼠疫案例，早期被诊断为肺炎，直到患者跑到北京后，11月才由北京的疾控中心确诊。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也一直在为自己的单位辩解，他说，中国疾控系统只有“干活的权力”，可以收集和分析数据，但不是决策机构。相比之下，美国的疾控中心是政府部门，而中国的疾控中心是事业单位，是没有权力的。

查询资料也可发现，美国CDC虽然也和中国一样，隶属于他们的卫生部门，但有很大的独立权限，比如宣布疫情。

说到最后，我想起了一张图，那是2020年1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几个部委介绍联防联控的工作情况时，央视的一个画面——台上一众高官，卫健委主任副主任、工信部副部长，交通运输部副部长，而高福是坐在台下的，只有当技术性问题出现后，部长们会把话筒交给他。这个当然可以理解，当天的发布会是介绍各部委的联控工作，涉及到大量行政执法行为，疾控中心当然没资格在台上。

但真是一个充满韵味的细节。

这里并不是为高福辩护，疫情最终爆发，疾控当然难辞其咎。但对一个人的评价，还应当基于事实、现实、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