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之过与疾控之惑

高福之过

高福——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一定很后悔自己在去年通过媒体向外界公开信誓旦旦的一句话。他太自信了。

2019年3月4日这一天，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来自医卫界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接受金羊网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我国传染病防控工作进展顺利，国家传染病监控网路运行平稳，中国不会再出现当年的“SARS类似事件”。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仅仅9个月之后，他的这句话就被啪啪打脸了——高福拍胸脯般的承诺就像底裤被扒光了一样可笑又残酷——新冠病毒疫情来势汹汹，比2003年SARS还要严重。

高福，并没有给他自己和国人带来“福”气。这位国家疾控中心的高主任，的确是没有想到有一天被全国上下置于风口浪尖之上。同时身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的他，因为本科学的是兽医专业而被嘲讽——一个兽医居然领导了一个国家的疾控。

人们的“口诛笔伐”并非没有来由，一切都缘起这位主任被认为一心为一己私利忙着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论文，但对疫情预警和防控而不顾，以至于酿成如此滔天大祸。

被诟病的高主任此前作为共同作者在“新英格兰通讯”上发表了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论文。这篇论文预计：“通过分析12月10日至1月4日期间发病病例的数据来估算疫情的增长速度，因为我们预计在12月13日疫情正式宣布之后，发现的感染比例将很快增加”。人们据此认为：高主任明知疫情却贻误时机，从而铸成大错。

所以，高主任是忘记了本份——波克拉底誓言：“……我愿在我的判断力所及的范围内，尽我的能力，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原则，并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我遵守以上誓言，目的在于让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彼斯及天地诸神赐给我生命与医术上的无上光荣；一旦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请求天地诸神给我最严厉的惩罚！”

但有为高主任鸣不平者认为：这样一大堆光环头衔的科学家，怎能为了几篇论文而谋一己功利从而弃民众利益于不顾呢？把疫情责任归于科学家之身，既蠢又坏。

是的，高主任荣誉等身：

在2003年非典疫情结束的第二年，高主任就成功入选了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并进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担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长；2005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08年出任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2010年担任英国牛津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4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15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院长；2017年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2018年被任命为第八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201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2019年11月16日，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面对凶猛的民意，高主任接受了第一财经的独家专访，时间是1月31日。“这是一篇回顾性分析！12月中旬还不知道是什么病，病原不清，都是调查四百多例流行病学的推论！Onset的日子都是推测，这个大家没有看明白！把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诊断混在一起。”他对第一财经表示，回顾性调查的工作正是CDC的职责之一，找到元凶，回顾性调查，指导未来防控。“我们的防控一直没有停，一个月来大家都没有觉睡。”

高主任的“意思”是：这真不是“我的错”。

有“好事者”逐一翻出了传染病发现、上报以及防控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程序文件，得出一个结论：国家疾控中心自己没有疫情信息发布权！必须要及时上报国家卫建委并决策。

于是，国家卫建委被等待“说明”。这个时候，“爱国者”胡锡进见缝插针，开始“步步紧逼”：质问疾控中心和卫建委。

不知“睡不好觉”的高主任，内心深处作何感想。本科专业是兽医的他实际上并没有从事任何有关兽医的工作。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病原微生物跨种间传播机制与分子免疫学，主要从事T细胞识别、流感病毒等囊膜病毒侵入的分子机制、禽流感等动物源性病原跨种间传播的机制研究等。但就是这样的一位科学家，却在2020这一年，将自己置身于漩涡之中。夜不能寐的他，是否想到非典时期的“同行”、他的前任李立明——2003年这一年北京、安徽非典疫情发生，被确认为重大责任事故。当时的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等人因对非典病毒管理不善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引咎辞职。中国疾控中心共五人因非典实验室感染受到处理。

科学家的“良知”在于：说真话，办实事，坚持本份，据理力争。这才是民众之福。不知高福主任是否做到了？！

专家之责

在2019年那一年，高福主任为何可以信誓旦旦的拍着胸脯？作为科学家的他，想必并非心血来潮，一定是有缘由的；这个缘由来自于此前中国在再发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防控方面的成就，以及全球最大疫情直报系统与新发传染病防控体系的建构。

早在2016年11月17日这一天，是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进入的第二天。这一天，有场主题为“互联网+智慧医疗”论坛正在举行。这场论坛请来了当时的国家卫计委主任做致辞嘉宾。而在致辞中，这位主任就非常自豪的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疫情信息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时间从5天缩短为4小时。

主任口中所谈及的传染病防控体系，应该指的就是同样让我们自豪与傲娇的是中国新发传染病的防控体系。这个体系号称是世界一流的体系。

自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侯云德院士带领项目团队就一手构筑而成了中国新发传染病防控体系，并在2009年首次成功创造了人类干预大流感的纪录，而流感大流行的干预，此前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成功过。

据了解，侯云德领导专家组设计了2008至2020年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重点布置病原体快速鉴定、五大症候群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建立的任务，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我国历次重大疫情，全面提升了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

而中国的这道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全国就有554个监测点、400多家网络实验室，一旦发现病毒，很快能鉴定出来。

中国新发传染病的防控体系——曾经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确在过去切实提高了我国传染病防控能力，成功应对了近年来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

2013年，我国首先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人，对人的感染率比H5N1高100倍，病死率达40%。这一全新的病毒在长江三角洲出现半年左右，就被这个网络体系发现，从发现到控制不到1个月时间，至今没有传到国外。

2014年，中东呼吸道综合征（MERS）再次向全球扩散，传入韩国后严重影响韩国经济，一例被感染的韩国人经过中国香港进入惠州，被该网络体系快速发现，就地诊断隔离，对我国未造成影响。2015年以来，西非埃博拉流行，在非洲的外国人中中国人最多，但在我国并无埃博拉病毒的扩散。

十年后的2013年春，长三角地区突发不明原因呼吸道传染病，来势凶猛，病死率高，一度造成社会恐慌。5天内，项目组团队迅速发现并确认了此次突发疫情病原是一种全新的H7N9禽流感病毒，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公布了该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病原发现后2天内，成功研发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快速检测试剂。

一个月内揭示活禽市场是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源头。

……

这一年，恰是2003年SARS过去的第十个年头。

在SARS惨痛教训后，中国加大了对传染病防控体系的建设，将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作为“十一五”以来的16个重大专项之一，并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浙江大学汇集力量建设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8年春天来临之际，由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李兰娟院士领衔，联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汕头大学、香港大学、复旦大学等11家单位组成的团队，共同完成的“以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项目获得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根据浙江大学求是新闻网的报道，李兰娟院士的项目组创建的四大体系两大平台，还对控制中东呼吸道综合征、寨卡等传染病的输入发挥了显著成效。而在非洲，埃博拉疫情甚至造成了一些国家的瘫痪。中国将这套防控体系带到了非洲，并在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等重大新发传染病疫情防控中取得卓越成效，显示了中国力量。塞拉利昂总统还就中国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专程来到中国，致以感谢。

中国科学家在新发传染病防控史上第一次利用自主创建的“中国模式”技术体系，成功防控了在我国本土发生的重大新发传染病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在其《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联合考察报告》中评述：“中国对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的风险评估和循证应对可作为今后类似事件应急响应的典范。”世界卫生组织评价该项目研究成果堪称“国际传染病防控典范”。

如果不是新冠病毒疫情，我们或许并不认为高福这位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在吹牛了，也不会认为中国的科学家们可能是无能的。但也正是新冠病毒疫情，让我们所有人都见识到了强大的疫情直报系统和防控体系的另一面：脆弱的一塌糊涂。

毕竟，无论是2013年H7N9禽流感还是2014年的中东呼吸道综合症，以及2015年的埃博拉病毒，中国科学家们所建立的新发传染病防控体系都发挥了居功至伟的作用。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事情糟糕到如此地步？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的一篇文章或许道出了个中实情。

深夜之问

2月2日，杨功焕这位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或许是忍无可忍，在这一天的深夜，亲自撰写了一篇文章，直指二元卫生体系缺陷，呼吁反思和追责。

“有人说，现在重要的是战胜病毒，而不是反思或追责。我觉得，反思和追责，是战胜病毒的一部分。我们不知道错在哪里，又怎知如何战胜病毒？”这篇文章从起笔开始就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杨功焕在首先强调病毒溯源的重要性之后，同时也肯定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不可否认的是，在面对传染病方面，我们国家有非常先进的一面，因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肯定是比许多国家好得多，整体指挥和调度的能力也很强。”但其笔锋接着就立即转到了这个至关重要的疑问上，话里话外意味深长：

“但也确实有一些因素影响了疫情的发展。那就是一些人员，从官员到专业人员，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传染病的危害，以及发生爆发流行会带来多大的损失，反而是更多的是考虑政治上的稳定。所以就会出现训诫医生的举动。”

什么意思？不是疫情直报系统和传染病防控体系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一切政治挂帅的结果。杨功焕说：其实，我们的直报系统在几个小时就能把信息上达国家机构。很多国家没有中国的直报系统，世界卫生组织就是依靠追踪当地的媒体报道、学术杂志等手段来发现疫情。“我们有直报系统，这是我们中国的优势，遗憾的是，我们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如果尽早知道疫情，一些控制措施可以在疫情在较小规模时得到控制，然而，走到了不采取“封城”这样的措施就无法控制的地步。这些都是有待改进的一面。”

此次疫情为何会扩散蔓延？这位中国疾控中心前官员同样直言不讳：市卫健委12月31号通报说没有人传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犯了大忌，影响到后边的防控措施了。在传染病的面前，怎么可以这样做？这必然会引发大问题。

因为，“在传染病防控的时候，即使这个病毒还没有搞清楚、还在讨论判断过程中，但是必需的防控就必须开始了。因为事实上早在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张继先报告的病例中，就存在人传人，特别是家庭聚集性的传染。”

既然这样，为什么疾控部门自己就不能直接发布疫情通报呢？对此，杨功焕也说了，中国的疾控体系不是行政部门，而是事业单位，所以没有权力来发布疫情信息。

“把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和政府的行政管理完全分开，卫生体系这样做其实是有些不合理的。如果我们要参照其他国家，其实没有中国这样二元的做法。美国疾控中心只有国家一级，在州以下它就是卫生局，所有的疾控任务都是卫生局的人在做。”杨功焕接着表示，“我们应该把疾控工作详细分解以后，某些部门合并到卫生局，这样的话卫生局就不仅仅只是一个行政管理工作，就像公安局也会有很多刑侦技术人员一样。”

但疾控部门就没有失职吗？“我觉得他们失职主要是，第一，有些专家出来说了一些不太负责任、不严谨的话。第二要问他们内部是不是跟市卫生部门提了建议，当然也可能疾控中心提了建议，我们不知道而已。”杨功焕在其亲自撰写的文章里最后写道。

杨功焕说的失职的“第一条”可能暗有所指。比如，1月22日，也就是封城前，在国新办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高福还言之凿凿的说，目前证据确实显示儿童、年轻人对病毒不易感。而恰恰在两天前的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已经明确公开表示“人传人”了。即使在对外宣布新冠疫情后，高先生依然乐观的说，“预计元宵节情况就能好转”。

至于此前的国家卫建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王广发就更被成为“冷笑话”了——这位专家一边说，“可防可治”“不会人传人”，一边自己又遭到了感染，简直是太雷了。

科学家务必严谨慎言，不能一时兴起胡乱拍胸脯，否则真的是有毒。

疾控之惑

有人说，疾控体系是处在“沉珂两难”之地。也有人说，疾控体系失职之罪难逃。事情到底走向如何，我们还得拭目以待。但湖北省卫建委的书记和主任双双被免职，似乎已经传递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不管怎样，此次疫情都会让中国的疾控体系进行重新的反思和整理。甚至是整个中国公共卫生体系。

1982年，卫生部决定建立中国预防医学中心，后于1983年改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国预防医学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建立了从国家预防医学中心到省、地、县一级各部门的卫生防疫站，到乡镇卫生院和街道医院、村卫生室，以及各级各类专科防治站所组成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将近20年后的2002年1月23日这一天，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正式更名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同时成立的还有中国卫生监督中心。这意味着中国新型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逐步形成。这个时候的中国公共卫生系统由各级医疗行政部门、医院、疾病预防与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等组成。

第二年，就爆发了SARS。于是，中国的新发传染病防控体系开始随之着手建构了。而疾控体系也随之被更加的重视。

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像外界所表现了那样美好。一位疾控领域的人士在互联网论坛上这样吐槽说：

或许在常人看来，疾控中心的职能只是传染病控制，但其实其职能要宽泛的多：传染病、慢性病、寄生虫、青少年检测、水卫生、环境卫生、营养、生物检测等等很多。2003年非典结束以后，全国没有再爆发重大传染疫情，自然让大家对这么部门越来越不重视。但殊不知，非典爆发之前，已经开始准备裁撤这个部门了，实际上有些地方已经行动了，但随着非典的爆发，其在控制疫情中的重要作用，才让领导们重新审视它并重视了一段时间。但非典并不是疾控发挥作用最大的一次表现，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天花、鼠疫等等很对严重的传染病的消失，都离不开这个系统的作用。包括现在没有重大传染疫情而引起大家的轻视，也正是因为有防控系统发挥的作用。这就是这个系统的特点，当你看不见它时，其实说明它工作的很好。

“当然这个系统现在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也包括在卫生系统中不受重视，具体原因，既有目前没有重大疫情的原因，也有领导体系组成的原因，也有资金盈利的原因。”

根据相关信息和资料显示，疾控体系的人才外流与空缺以及资金问题实际上一直比较严峻。同时，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了机构改革，曾让疾控体系的走向备受关注。

2018年，《健康报》在发布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长期以来，许多地方的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机构面临人员待遇、机构属性、发展前景的困惑，骨干人员流失现象愈演愈烈，有的县疾控中心已经十多年没有录用专业人员了，疾控队伍正在面临空心化的风险。

在既有问题未解的情况下出台改革方案，会不会对当前的队伍稳定性产生冲击，会不会出现工作衔接的空档？对这些可能存在的风险，有关部门应及时进行评估，出台更明确的实施方案和稳定军心的措施。

2003年SARS疫情之后，各级疾控中心为防范各类传染病特别是烈性传染病的发生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旦在省级层面以下归并入其他单位，会不会造成疾控职能的削弱，会不会破了疾控网底，一定要给予密切关注。

在卫生监督、急救中心、血站等归口卫生健康部门管理的格局下，相关行政管理职能与执法权结合较为紧密，协作较为顺畅。而改革之后分属不同单位，卫生健康政策与卫生健康执法如何有效衔接、资源投入如何避免分散或是重复建设，这些问题也需未雨绸缪。

《健康报》的这篇是针对当时辽宁省的一项重大举动而作的——辽宁省委办公厅2018年64号文件显示，辽宁省及所属地市发布的关于事业单位优化整合的方案引起各方关注。根据这些文件，在省级层面，除了继续保留省疾控中心外，省卫生计生监督局、省肿瘤研究所、省急救中心等单位将被整合，组建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在地市级层面，则出现了不同的整合方案。比如，在沈阳市，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等将被整合为市卫生健康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在抚顺市，疾控中心并入市大健康产业研究院，卫生监督所并入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这引起了疾控体系和卫生体系的“小地震”。有业内人士对此感叹说：“一觉醒来，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没了！”改革必然触及既有的格局，需要时间去消化适应。

《健康报》的文章对此评论道：从辽宁省及所属地市公布的相关文件分析，此次改革涉及卫生计生、民政、安监等多个部门的直属单位，经过调整优化后，事业单位的数量明显减少、职能更加统一，破解了行政部门所属事业单位数量过多、职能重叠、管理繁琐的弊端，有利于简政放权、优化资源配置、明确单位职能、减少群众办事路径，与中央对事业单位改革的要求相一致，有助于为其他省份的改革提供经验。但另一方面，辽宁省及所属地市此番改革是对现有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大调整，涉及面广，触及利益点多，能否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相适应、与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相契合，还有待观察。

管中窥豹，辽宁省的“举动”和疾控体系的“尴尬”或许仅仅是一角而已。甚至有网友公开吐槽说：“辽宁已经合了，很搞笑的是，疾控的职业医师全部都改注册到妇保所去了？！卫生健康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妇保所是下属单位，疾控就不是了？人家可以挂执业医，疾控就不行了？而且，挂到门诊？！就因为疾控没有自己收入业务，不赚钱，没有创收项目啊？大中心花着经费，疾控就连办公用品都快没钱买了……”

疾控之惑与疾控之殇，想必随着此次疫情的反思，会进一步得以廓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