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轶的那篇文章，在网上还查得到，现在看来，他的预测是对的。2月13日，湖北的统计方法调整了，全国确诊的数字，直接窜到了六万。
他说“连我都选择做了逃兵。”
他说，爆发是肯定的。自己对于这次肺炎感到极其无力。这次没法跟SARS疫情相比较。当年SARS最初是在珠三角几个城市发病，之后是北京和香港。 他解释道，SARS的60%至70%的感染者都是来自个别超级传播者，传播链很清晰，只要封堵那几个人的接触者就可以了。但是这次，传播源已经全面铺开了，要做流行病学调查已经做不了了。而且控制成本，应该要几何级数字计。 管轶说，“保守估计，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我经历过这么多，从没有感到害怕过，大部分可控制，但这次我怕了。”对于的封城举措，管轶认为，已经错过了黄金防控期，效果并不乐观。春运大潮已经快结束了。
财新网:《SARS专家管轶：这次我害怕了》
管轶是病毒学研究领域专家，目前担任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稍早前他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对肺炎可人传人、发展曲线等做出了精准的判断。
这些天每个人都在响应钟南山先生及各个省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号召，少出门、不聚会、戴口罩······
恐慌却仍然在人群中蔓延，抢购口罩、抢购板蓝根、抢购连花清瘟胶囊的活动，从2019年12月22日便在全国铺开了。
其实，管轶并不是大家口中的懦夫、逃兵，看看2003年非典期间他的所做就知道了。
管轶教授是钟南山院长最得意的学生，在2003年“非典”期间，钟南山曾凌晨赶车去管轶楼下邀请其一同参与研讨疫情，当时正值疾病爆发期，管轶没推辞，而且其带领的团队也为疾病的控制做出了巨大贡献。管轶是非体制内的人，说了自己真实的想法，被国人踩在了地上。肺炎的疫情撞上中国最大的人口大迁徙——春运，而又是“九省通衢”的中心地，疫情呈现出喷发的态势，管轶所做出的预测，作为参考，并不是官方定论。研究人员为疫情做预测，本就无可厚非。让我们多一些理解，多一些不同的声音，何尝不是一件好事？管轶其实一直都在战斗，并没有逃离，只不过他的战场在实验室。管轶，只不过是说了一句不爱听的真话而已。
管轶：我不是逃兵，只是无能为力并说了句真话而已尽管人们不爱听管轶的真话，但传染病是科学，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感受而改变。
最奇葩的就是大家抢购双黄连口服液的闹剧，一切都是因为官方媒体的微博转发了两个研究所的简单初步的化学实验。还有人因为喝双黄连口服液而导致新冠肺炎症状加重的。
这种初级的实验，你既无法一下子证伪，却很容易将病毒放在双黄连口服液中证明病毒遭受了折磨，但这显然距离治病还差十万八千里。
就是这么一个初级的、阶段性的实验结果，一下子便抛给了公众。
不该公布的，公布的贼快，该公布的，反而藏着掖着不公布：例如2019年12月8日、2020年1月2日发现的首例及聚集性不明原因非典型肺炎案例。
如果能早点公布，而不是去训诫8名医生，该多好啊。
一切都是为了利益，生死面前，总有人选择自己的那一点可怜的利益。
总有人首先考虑到自己的乌纱帽，总有人首先考虑自己的发论文，反而是那些平时不那么起眼的人物，为了国家和人民，挺身而出。
钟南山选择了逆行，韩红选择了“一桶方便面都可以公示”，连素不相识的环卫工人，都掏出了自己的私房钱一万两千元，放在了派出所，留下匿名的字条“给的护士买口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自己的论文是回顾性的，湖北红十字会及红十字会说自己人手不足也很委屈。
于是，协和医院的护士脚上穿上了垃圾袋，身上披上了雨衣。有时候，我想，尊重常识，尊重规则，很难吗？
红十字会及小部分公务人员作为公民的代理人，履职尽责，守土有责很难吗？
这一次，无力的不止是管轶。但我仍然祈祷，早日战胜疫情，还我大好河山。
“逃兵”管轶值得尊敬，一个学者最大的良知是说实话，这与近两天重提的“实事求是”，不谋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