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正酣之际，2月13日，湖北省和市的一把手进行了调整。现任上海市市长应勇接替蒋超良，出任湖北省委书记；现任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马国强，出任市委书记。
就在前一晚，蒋超良还主持召开湖北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指挥长会议，强调的内容很多，其中提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严格奖惩措施，注重在疫情防控中考察识别干部。”此次会议，出现在了今日（2月13日）出版的湖北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的头版新闻里。
2016年10月，蒋超良由吉林省省长擢升为湖北省委书记，至今已有3年。作为省委书记，因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他的一举一动自然备受关注。
1月30日晚上，湖北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戴口罩出席的蒋超良表示，“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我的心情很沉重，去年12月底以来，湖北省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了重大伤害。我们向在这次疫情中失去生命的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言毕，鞠躬致歉。
但在社交平台，网友对他的印象是，他面对央视记者的提问，全程对着稿子念，答非所问。面对汹涌的舆情，蒋超良2月3日晚还主持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刻反思在这场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大考中的不足，认真汲取教训”。
1957年出生的蒋超良，1978年8月至1981年8月在湖南财经学院财政系财政专业学习，之后进入金融系统长达33年，只个不折不扣的金融干部。
先前，他在农业银行工作，任科员、副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等职务，直至国际业务部总经理。1996年起，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先后担任银行司副司长、深圳特区分行行长、广州分行行长、行长助理等职，在担任湖北副省长不到两年之后，进入交通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最后又回到中国农业银行。从2014年开始，蒋超良进入地方，担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2016年转任湖北省委书记。
从1981年工作至今的38年时间，蒋超良在金融系统33年，仅有5年在地方，且担任的是省部级职务，基层工作经历几乎空白。
同样的，换人的市委书记马国富，更多地在钢铁行业任职。
1995年，马国强进入宝山钢铁集团，3年后进入上海宝钢集团，年后担任财务部副部长、部长、副总经理等职，2005至2013年的8年时间，他又在宝钢集团，钢铁集团也留下马国强的足迹，先后担任董事、总经理、董事长等职，一直2018年3月才开始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7月起担任市委书记。
急事难事看担当，以结果论英雄。
“封城”不久后，市确诊病例大幅度增加。马国强曾公开回应称，检测能力和范围扩大，导致确诊病例新增加了这么多。这并不是疫情蔓延的速度有了大幅度提升，而是由疑似转到了确诊。
他饱受争议，是在2月1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全市共排查1059万人，人数排查百分比达99%”。
他还说过，“这一段时间我是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早一点决定，采取像现在严厉的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要好的，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会小，也会让党中央、国务院少操心。”
熟悉官场的人都知道，免职属于干部任用的一种措施，不是处分。提拔、退休、调动，都要免去原职。在特殊情况下，犯了错误作了处理后，组织认为不适宜担任现任职务时，也可以免职。这类免职，一般会伴随着处分，仕途、工资待遇等受到影响。如果是党员，还会受到处分，一定时间内不能提拔。运气好的，会平级换个位置继续当官。
至于蒋超良与马国强两位的免职，属于哪种，已经显而易见。
湖北省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确实不应该，主要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当有担当精神，工作出了严重问题，应当主动向公众承认错误，表达歉意，这是党员干部在发生重大履职失误时应有的态度。
官员主动承担责任只会受到公众的更多体谅和尊重。无论能力如何，做的工作如何，效果如何，但勇于担责更多体现了为官和为人的自尊。
相信应勇和王忠林两位书记的履新会大大提振湖北和干部群众的信心，鼓舞士气。期待湖北和的工作出现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