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轶、高福与新冠病毒
如果不是这次新冠肺炎，我们还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多的，像管轶、高福这样的第一流的病毒学家。之前，大多数人都只知道钟南山院士这样的“非典英雄”。尽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真正危急的时候，仍然需要像钟南山院士这样的振臂一呼，响应云集的英雄。
2003年的SARS事件，钟南山成为我们抗击SARS的民族英雄。没有想到，17年以后，84岁的老英雄又亲自走马上任，再一次挂帅上前线考察，于是在1月20日，终于发出了最重要的声音。当时，我们还在想，怎么还是钟南山？还好他们家里有运动的氛围，他的身体还能适应目前高强度的工作对他的要求。但他毕竟这么大了年纪了，年轻的一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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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知道了年轻一代的管轶教授和高福院士。担任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的管轶教授和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他们两人都在这次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成为焦点人物。
管轶教授与高福院士，都是世界一流的病毒学家。他们成长经历也十分相似：管轶出生于1962年，高福出生于1961年，都是40多年前高考恢复招生后最早的几届学生。虽然他们的本科院校都很一般，一个是江西医学院、一个是山西农业大学，这些大学既不是211、985，也不是今天的双一流的高校毕业生，但这不影响这些大学培养的学生也完全可以成为第一流的学者。特别是江西医学院，居然在同一届学生中，同时培养出管轶与饶毅教授这样的杰出校友，这次饶毅教授公开质疑亚洲顶级的P4生物实验室主任的任职资格和能力而引发广泛关注。
这些一流的专家学者在处理这次公共卫生事件时都做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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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疫情中，将高福置于舆论的风口的是他关于新冠病毒的论文。
高福院士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是病原微生物与免疫领域的领军人物，他长期从事病原微生物跨宿主传播、感染机制与宿主细胞免疫研究以及公共卫生政策与全球健康策略研究，他的一系列成果为中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得这样的评价是非常不容易的。
记得在2019年的全国两会期间，高主任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很自信地告诉我们“经历了2003年SARS的洗礼，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突发事件的体制、机制，特别是建立及时的响应系统，可以在四个小时时间内将疫情反映到国家疾控中心”。当时，公众自然非常信任像高院士这样的政协委员们。
在这次疫情中，高福的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动力学》的论文于2020年1月29日在世界最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官网上发表。论文中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发生了人传人。”
但是卫健委的通报曾在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5日和1月11日三次称“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直到1月16日，卫健委才改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这是这篇论文发出后，包括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内的作者受到质疑，因为人传人的结论在中国被真正公开是1月20日由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对外发布的，公众认为既然早就发现了存在人传人的情形，为何不早点对外公布，而是选择先发表论文。因此有网友认为如果不抓李文亮，如果高福王广发之辈不说“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中国疫情也不至于如此严峻。
此外，论文还指出：在1月1日至11日期间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以及在1月12日至22日期间有8名医务人员感染。该论文中的上述描述与市卫健委的通告不符，因为市卫健委1月11日发布的官方通报中，显示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正如著名的环球时报胡锡进主编评论称：“这次人们对高福等人的论文持强烈批评态度，实为公众对国家卫生管理机构不满的一次爆发。高福之前曾经公开说过新型肺炎“可防可控”，现在回头看，那样的判断无疑是轻率的，对民众造成了误导，给防控工作早期和中期的松懈提供了支持。”胡主编认为，科学家们的责任就是走到疫情传播的前面，而不是追着病毒的“屁股”跑。
现在看来，我们真是追着病毒的屁股跑，这种追着跑的代价是如此巨大。它让我们一次次错过机遇，直到演化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现在全世界感染的国家早就超过了20个国家。
为何论文中的结论与公众获知的信息之间有如此大的时间差？
对此，高福等人做出回应称，论文提出的“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的观点，是基于425例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做出的回顾性推论，“人传人”早有推论，但需要调查核实，包括详细询问、核实每个患者的暴露史，公布信息需要谨慎。
当现在抗击新冠肺炎仍然处于严峻复杂的关键时刻，当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已经超过4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的时候，针对高福院士的质疑已经不是一般的学术争论了。争论的焦点是作为国家疾控中心主任的高福，是否应该将他在回顾性论文中认为人传人的科学结论早一点告诉公众，以让社会和公众早一点防控，让政府及早采取有效的、针对性的管控举措。现在，过去专家和职能部门所做的一切专业判断，严重误导了公众，直接导致了今天这样的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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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疫情中，管轶引起民众的关注的是他去的考察和他的“逃跑”。
管轶是香港大学的教授，是世界顶级的病毒专家，英国皇家医学院外籍院士，同时也是钟南山最喜欢的学生。他曾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18位救人英雄之一、亚洲英雄。管轶在SARS、H5N9、H1N1、H5N1等流感上的贡献是世界公认的。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管轶带领团队率先证明果子狸是SARS的直接来源，正是他的第一流的研究，让我们了解了SARS的最终源头是果子狸，进而遏止了SARS的再次爆发及流行。
在来前一天的1月20日上午，管轶教授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指出，目前肺炎发展轨迹与当年早期SARS疫情相像，应该引发高度关注。对于疫情防控，管轶认为“一定要充分做到3C，即Communication(交流)、Cooperation(合作)和Coordination(协调)”。
管轶也表示，在到达考察之前他也不认为的疫情很严重。因为有那么多一流的专家，也有亚洲最好的实验室，他非常相信政府的公告。因此，他自然相信政府一直对外所讲的“可防可控”，同时政府连续5天发布0新增病例，没有任何医护人员被感染。
管轶教授于1月21日亲自到访，通过对的实际观察去了解真实的疫情情况。在，他看到过准备春节的市民，在包括华南出售野生动物市场的各类市场购买年货，兴高采烈准备过年，仿佛市民都是那样岁月静好。这时的管轶却感到非常担心了，因为他看到了没有任何风险意识的民众，以及没有做任何准备的政府。
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以后，便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疫情问题的态度：他完全不认同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防、可控、可治结论。他认为应该如何告诉公众如何防？如何控？最后他简直开始呐喊了：“这里已经成为疫区！我更担心的是好像原子弹爆炸冲击波会使国民损失多么大。”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三周前，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社会还以为他是危言耸听。他在的短暂考察感觉到，“这里似乎不欢迎防疫专家，不需要科学家。”
第二天，他选择做了“逃兵”，随后在1月23日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露心声：考察后的他感到“有心无力，悲从心来”。因为这样的吐露心声，他开始遭遇了全国网民们的漫骂。
这次之行使得这位病毒专家开始担心：这种新肺炎的特征跟SARS非常相似，而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没有感冒发烧症状的人也会传播，返乡人潮中可能也都会有病毒携带者。现在，事情的发展完全验证了他的担心。当我们面临如此严重局面的时候，管轶与高福两位一流的病毒学者，他们先前的对这次疫情的认知，直接影响到这次疫情的走势和巨大影响力和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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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来说，疾病始终如影随形。传染病更是人类的大敌，可能降临任何地域、任何民族。面对疫情，科学家到底要持有何种态度？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给了我们一次惨痛教训。
尽管在疫情发生后，全国的医护工作者尽最大努力开展防控和救治工作，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但是在疫情发展的早期，由于专家采取的过于谨慎“学术”态度而导致错过了最佳的防控时期，从而导致疫情在随着春运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扩散。
“与时间赛跑”是这次疫情发生后医护工作人员的口号，同时也是病毒专家在事前调查和和信息披露最大的教训！
